时值九月中旬，北京已是仲秋时节，中午时分阳光还有些热烈，早晚间却清凉宜人，最适合散步。
从老大人府上出来，孙元起的酒已经醒了七八分，见月上柳梢，十二三的月亮照得地上雪白，便对老赵、老郑他们说道：“今晚月色正好，我想随意走走。你们有事的话，就先回去吧！”
老赵笑道：“老爷说的是什么话，俺们能有啥事？”
老郑也说：“老爷你自随意，我们在后面跟着，也好有个照应。”
孙元起也不强求，循着路朝后海方向走去。穿过几道僻静的小胡同，便看见月下波光粼粼的后海。因为已经晚上八九点钟，普通人家明天还要早起谋生计，不少已经睡下。湖四周没有什么灯光，偶尔有几声狗叫，倒愈发显得静谧，一时间只能听见自己几个人“咜咜”的脚步声。
晚风一吹，孙元起感觉酒后发热的头脑顿时清醒了许多，开始回想今天白天的遭际：自己和那帮翰林院的同僚，似乎并无半分纠葛，甚至在之前都没有任何交集。如果因为自己刚进入这个小团体，这些人对于自己抱有戒心，说话间有些好奇或疏离，都不难理解。可他们为什么对自己是嘲讽和鄙夷的态度呢？
仔细分析的话，不外乎两个原因：
首先，自己不是正规的科举出身，却贸然据此高位，好比是窃贼偷了人家田里成熟的麦子，自然是要遭人厌恶的。
其次，自己学的是外国那套东西，完全不同于传统读书人所学习的《四书》《五经》。在他们看来，这些舶来品都是歪门邪道，如今这些歪门邪道却要大行其道，作为传统文化捍卫者的他们，自然满腹怨气。他们无法改变历史潮流，也无法改变朝廷所作出的决定，在此时便不自觉地把自己看成是西学的代表，加以嘲讽、侮辱和戏弄，以发泄心中的不满。
可是，从鸦片战争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中国数数惨败于东西洋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也应该是痛定思痛、改过自新的时候了，为什么这些读书人还是抱着仁义礼智不放呢？难道真像后来政治课本上所说，是体制问题？如果真是体制问题，看来只有经过一次乃至数次的暴力革命，才能改变现状！
想到这里，孙元起又不禁摇了摇头：暴力革命自然是能斩草除根、根除弊端，可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以后世的眼光回过头来审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围剿与反围剿、解放战争以及文化运动，它们固然是将王朝政治的渣滓一扫而空，可是那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呢？倒洗澡水可以，但不能把孩子也倒掉呀！
可是自己又能做些什么呢？孙元起想到这里有些不自信。
在步入清朝以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大部分都是在学校读书，对于人情世故不甚了解。大家聚在一起，国际风云、国内政局，都是酒桌上的谈资；太祖风流韵事、太宗搬砖看洗澡、高宗说“笨，拉灯”，都是笑料，无伤大雅。同学之间矛盾，顶多也就是吵嘴、挥拳头，从来没听说过用《刑法》定个罪名、往死里整的。等准备步入社会、参加工作了，结果却一失足来到了清末。
说说讲讲，自己到清末也七年多了。这七年多的时间里，倒有一半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正因为如此，自己很多时候不能完全融入这个社会，尤其是规矩严苛的官场。
自打开始，自己便在京师大学堂、崇实中学做老师，以至于现在，也不过是老实本分的校长而已。此时的社会风气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学生们对自己从来都是尊敬有加，哪里需要自己耍心眼、玩阴谋？正是因为自己三十年多半是躲在学校里混日子，导致自己对于人情世故、风波险恶的认识，还停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果因为不和一位贝子吃饭，人家就参奏自己是不遵臣道、不敬先师、包藏匪类、潜蓄逆谋、祸乱人心、挟洋自重！和一帮翰林吃饭，喝醉酒念了几句顺口溜，就被人当作是反诗！就凭自己接人待物的态度，要不是老大人罩着，无论在波谲云诡的官场，还是危机暗伏的办学，估计不被锒铛下狱，就是躲到外国请求避难了！
尽管对清末的官场毫无好感，对那群顽固昏聩的官员厌恶已极，可是孙元起还是发现了不少社会上的亮点，比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与人为善，邻里之间的敦睦友爱、互帮互助，个人的守诚信、重然诺。
期间，也纠正了不少自己以前认识中的偏差。比如过去书本中描述的地主，无不是肥头大耳、鱼肉乡里的黄世仁形象；到了清末，通过与老赵他们的交谈，才知道无恶不作的地主劣绅自然不少，但更多的地主是依靠勤俭节俭、耕读传家，通过数代积累，才获得了如今的土地。宗族也不是迫害寡妇、酿成家庭悲剧的凶手，而是保证地方稳定、消弭社会矛盾的重要力量。
在乡里，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无论是自身职责，还是公众舆论，都会要求士绅和宗族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以回报社会——要知道在清末，一个县动辄数十万人，而真正的官员只有数十人，根本无力处理那么多事务，这就要求乡里必须拥有自己的调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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