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起说那几个翰林官所做的诗是顺口溜，其实是污蔑，毕竟人家的诗讲究平仄押韵，是标准的七言绝句；至于他自己酒劲上涌，随口念出的四句，才真真是顺口溜。且不论平仄，便是连基本的押韵也没遵循！要知道在平水韵里，“戈”、“何”两字属于下平声“五歌”部，而“破”字则是去声“二十一个”部的，押不到一块儿去。
念完这四句歪诗，发泄了胸中怒气，孙元起马上就后悔了：记得昨日老大人千叮咛、万嘱咐，让自己遇到同僚一定要忍耐，不可因为一时意气，伤了颜面。谁成想，这杯中之物一多，便把这些忠告全忘了！
当然，歪诗念也就念了，可这顺口溜里所描述的东西，乃是一种万万说不得的大杀器，如何能分辩与这班嘴上没把门的翰林官听呢？
算了，说不清就不说。想到此处，孙元起更把醉态装出十二分来，朝桌上诸人胡乱一拱手：“晚辈不胜酒力，先行告退。请诸位前辈海涵！”
说完不待桌上人挽留，便踉踉跄跄地走出了房间。让等在门外的老郑会了钞，自己往轿子里一躺，顿时瘫倒在里面，人事不省。
且说孙元起走后，酒桌上一时间出现了冷场。半晌，朱汝珍跳了起来，攘臂大呼：“这个野翰林所吟的歪诗，与宋江刺配江州，在浔阳楼所题的反诗何其相似！古人说，诗如其人。诚不我欺！此人狼子野心，昭昭若揭。我等何不联名上奏，参他一本？”
许泽新微微摇头：“他念的打油诗，第一句‘九州动荡起干戈’，倒是有些违碍。然而第二句‘酸儒文章能如何’，只是骂人的话，写进奏本里，怕是有些烦渎圣听吧？‘看我霹雳一声响’一句，自承是爆竹？洋炮？雷霆？不清楚。最后一句‘便把万国胆吓破’，说的乃是外国，与我大清无涉。如果奏上去，逃不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八个字，他最多落个获谴降职的处分。要知道，他可是孙寿州中堂的犹孙，如果和他撕破脸面，恐怕不美吧？”
顿了一顿，又道：“再者，即便比附，也不当用宋江的反诗，而是最好用唐末反贼黄巢的《不第后赋菊》。”
朱汝珍听他说罢，有些脸红。原来他说的反诗，乃是小说《水浒传》第三十九回中，宋江酒醉后在浔阳楼上题写的诗作，全诗为：“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确实和孙元起的顺口溜有几分相似。可一来宋江是小说中的人物，那首诗自然是虚构的，用来比附，自然不当。再者，《水浒传》在正统文人眼里，属于是教诱犯法、坏人心术的“诲盗之书”，有一段时间曾被严禁刊传藏阅。平时大家日常读读，自然无所谓，可把它写进奏折里，用它来攻击别人谋反，就有点像乌鸦落在猪身上——看的见别人黑，看不见自己黑！
许泽新所推荐的黄巢《不第后赋菊》，全诗是：“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孙元起的顺口溜也有些神似。他向朱汝珍推荐，自然是希望朱汝珍能上个折子，弹劾孙元起。成功了，当然大家皆大欢喜；不成功，与自己也毫无瓜葛。即便孙元起他日东山再起，这笔账也记不到自己头上。
朱汝珍也只是嘴上叫得欢，见大家都没有动手的意思，心中其实早已息了参奏的念头。
年龄最大的陈伯陶，这时候幽幽地说了一句：“此子包藏祸心，将来必能作贼！”
座上诸人都是饱读经史的，自然知道陈伯陶所言“必能作贼”，乃是出自《世说新语》中的一个典故：“石崇厕，常有十馀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王大将军往，脱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谓曰：此客必能作贼！”故事里面提到的这个“王大将军”，是东晋初年的著名权臣王敦，他曾与王导一同协助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永昌元年（322年），王敦以诛刘隗为名进攻建康，击败朝廷军队，自任丞相，诛杀周顗等人，在武昌遥控朝廷，曾一度想谋权篡位。史称“王敦之乱”。用来王敦来比拟孙元起，自然寓贬于褒、寓褒于贬，褒贬兼有，而贬大于褒。
听了陈伯陶的话，诸人不由暗暗点头。
只有刘春霖心里在想：你们都说“诗如其人”，都说他所做的诗是反诗，怎么就想不到赵匡胤，想不到“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这句诗呢？话说回来，这个孙元起真是个趣人，等下次见面，定好好和他聊聊。
再说烂醉如泥的孙元起，被轿子抬回了后海的寓所，一觉睡到傍晚五、六点。睁开眼时，屋中昏黄一片。清末的白酒，可没有用食用酒精勾兑的，全是纯粮酿造。醉酒醒来，头倒不疼，只是头重脚轻、胸中烦恶。
孙元起口渴得厉害，想起身取些茶水喝，只觉得手脚疲软，半天才在床上坐起身。外面有人，听见动静连忙进屋。一看是老赵，有心想说自己口渴，可嘴张了半天，干燥嘶哑的嗓子也没发出什么声音，只好勉强用手指了指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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