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张居正变法带来的国力增强，很难想象他死去若干年后，万历朝能打赢宁夏平叛、播州平叛、援朝抗倭三次大规模战争。皇权制度使良臣悲剧无法避免这样一位为大明立下卓越功勋的人，却不能善终，并祸及子孙，其“谋国”与“谋身”不能两全的根本原因在哪里？笔者以为其根本原因是明朝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态使政治家在干一番大事业保护好自身和全家之间，有着不能解决的矛盾和冲突。这正是皇权制度到了明清时期僵化停滞、毫无出路的悲哀。无论是张居正，还是海瑞，这类起于民间的士人精英，他们无不希望能“治国平天下”，他们的理想亦是千千万万传统儒生的共同理想。相对公平的科举制度也使门第并不高贵的精英，如张居正、海瑞这类人有进入庙堂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
但在皇权制度下，这类精英要富民强国，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得君”。即碰到一个好皇帝，在明君的大力支持和信任下，励精图治。因此中国历史上凡是强盛时代，必有君臣和衷共济的佳话。如周公辅佐成王，李世民对待魏征，明宣宗对待“三杨”，所谓“得君行道”。然而皇帝是最靠不住的，中国历朝历代都在盼明君，可明君在一大帮昏君、暴君中乃属凤毛麟角。即使君王初期信任大臣，最终难免不会卸磨杀驴、鸟尽弓藏，如李斯、张居正等人的下场。对这点，张居正本人在生前已有预感，但为了江山社稷，他说出了“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的悲壮之言。在只能“得君”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抱负的政治生态下，政治家的安全和权利保障不依赖于制度而依赖于君王个人，因此风险很大。在这样的体制下，得圣眷时犯法违规亦可逍遥，失宠时则小毛病可能被找出来作为整肃的理由，荣辱生死系于君王个人。拿张居正本人来说，当年幼的万历帝以及皇帝生母慈圣太后充分信任他时，他拥有无人能比的权威，用霹雳手段清吏治、财政，得罪了一大帮既得利益者，但没谁敢公开挑战他。在这种除皇帝外没有谁能监督制约他的情况下，他必定会独断专行，必定会因权力为自己和家人谋取私利，有时连他自己也没法控制。比如他当国时，举国官僚相方设法巴结他远在湖北老家的父亲，他无可奈何。对他的奉承拍马更是花样百出，人性是有弱点的，让所有人都成为百毒莫浸的海瑞显然不现实。而皇帝信任他时，甚至默许、鼓励他以权谋私，比如他的三个儿子连续两届考中进士，其中有状元有榜眼。身为首辅的他在儿子参加殿试前向皇帝请求回避，不参加阅卷。皇帝明明白白告诉他，先生对社稷功劳太大，无以回报，只能看顾先生的子孙。然而，才过几年的功夫，皇帝动了整治他的心思，这些又被翻出来，全部成为惩罚张居正后代的理由。士大夫们“得君行道”的无奈与反醒余英时先生在《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宋代和明代政治文化的差异。宋代是最优待士大夫的王朝，宋太祖命令后世子孙不许杀一个文臣。所以苏东坡尽管一贬再贬，其生活还是有保障的。王安石得到神宗的充分信任，厉行新法。即使新法被废除，王安石被罢相，他依然可以悠游于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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