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外面的文人对王振这番作为颇有怨言，但杨峥却不怎么看，处在王振这个地位上，只要不是圣人，换做是谁都会这么做，这是人的一种本能，有如此好的人脉资源不去利用那才有问题，那些文人到并非那么讨厌王振，事实上对于这个读过书，还考中秀才的太监，他们从骨子里有几分亲近之感，之所以会是这一番景象，说到底还是在于眼热，十年寒窗苦还不如人家挥刀断水来得自在，眼看着人家王振在皇宫里混得如鱼得水不说，还与太子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意味着什么哪能看不明白，想到自己遥遥无期的前途，不妒忌那才是怪事。
一番闲谈后，见天色也不早了，杨峥与王振各自出了杨府，赶往东宫给太子授课了。
杨峥虽说做足了准备，但两世为人还是头一次给太子做老师，要说这活儿是个好活儿，但也看时代，在以读书人治国的宋朝，给未来皇帝当老师那是荣耀活，这活儿非但不错，还很轻松，许多老师根本不怎么怕皇帝，反而在课堂上说些玩笑话惹得皇帝哈哈大笑，所以宋代的课堂气氛很好。如宋仁宗的老师杨安国，这人本本是山东的一位经学家，后累官至天章阁侍讲，相当于皇家学院的教授。他经常给皇帝讲课，他讲经时，常用一了些俚语、俗语，听了令人发笑。
有一天，杨安国为宋仁宗讲《论语》。当讲到“一箪食一瓢饮”时，大家都竖起耳朵，想听听杨安国如何解释这句经典名句。只听杨安国操着一口地道的山东话说道：颜回甚穷，但有一萝粟米饭，一葫芦浆水，话音刚落，上至皇帝，下至在一旁伺候的小宦官，都乐不可支，课堂气氛一时欢乐无比。仁宗非但没生气，反而觉得这才是老师该有的风范，有了皇帝的支持，这位老兄胆子越发大了起来，一次他就向仁宗说：“讲到孔子的一句名言“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悔焉”，意思是说，只要自愿拿十条干肉，来见我，我从来都愿意教诲他。解释完大意后，这位老师也不知怎么想的，忽觉得老师给弟子授课，总不能每次都不收银子吧，自己诵读十年书还费了不少银子，你是皇帝富有四海，总不至于这点好处也不给吧，于是忍不住向仁宗皇帝发了句小牢骚：官家，昔孔子教人也须要钱。意思是说：皇帝啊，以前孔子上课也是要课时费的呀。此话一出，有的大臣暗暗发笑，有的侍讲惊出一身冷汗，杨安国怎么敢向皇上要课时费呢。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仁宗皇帝在听课之前，宣布发给每个侍讲十四匹缣娟，就是专门用来写字绘画的细绢。面对皇帝交来的课时费，杨安国心安理得的接受了，其他侍讲却不好意思起来，商量着把这些缣绢再捐献出来。仁宗皇帝听说后，幽默的说道：你们把缣绢再捐献回来，杨安国的面子往哪儿搁呢？此话一出，众人都放下心来，各自都抱着各自缣绢高高兴兴回家了。仁宗风气一开，此后的赵家子孙多延续了这种尊师重道的风格，无论是明君还是昏君，对于老师的尊重热情只增不减，他们一心向学，尤其重视皇子们的教育，给宋朝的后世皇帝做了榜样。宋真宗继位后，继续保持爱读书的好习惯，为此还专门制定了皇帝读书的制度“经筵制“，为皇帝设立了侍讲和陪读，对于皇帝治国理政和道德修养都是十分有利的，后来的宋神宗更是将这种宽松的气氛延续了巅峰，史书记载，神宗皇帝天性好学，读书常常是废寝忘食，若有人提醒他吃饭，他就说：听读方乐，那里知饥？读书的境界真正是达到宋真宗提倡的”书中自有千钟粟”。如此勤奋，神宗皇帝自然博学多闻，提的问题常常都把老师难倒了。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就曾给神宗皇帝讲过课，每次讲完课，没有一次不紧张出汗的。面对自己的老师，宋朝的皇帝都表现得十分敬重，比如神宗皇帝，上课之前都是先正好衣冠，然后再拱手拜师，态度极为谦恭。上课时也不搞特殊化，即使是酷热难当的大暑天，也从不叫人给他扇扇子，在这种气氛下，做老师自然是个不错的出路，可事情到了大明彻底来了个大改变，鉴于宋代皇帝过于重文轻武，开国皇帝朱元璋干脆来了大厮杀，彻底杀掉了文人骨子里的那点骄傲，再好的学问，再好的道德想要做官，想要做老师也不是不行，先得科举，每次会试中进士者，必会选拔20名左右的青年才俊，到翰林院继续深造。凡选中者称为庶吉士，深造期限一般两年，优秀者便留在翰林院充任讲官、词臣和史官。这个讲官，就是给皇帝授课的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讲官都拥有帝师的身份，做皇帝老师那就得有老师的资本，其一你经书必须读得熟，经书解释得好。宋濂当时给朱元璋以及太子朱标讲《大学衍义》，到后来的方孝孺给建文帝讲《大学衍义》，虽然同一本书，两人的观点并不尽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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