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陈山继续道：“自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六次，每统官兵数万人，海船数百艘，自太仓开洋，由占城国，暹罗国，爪哇国，柯枝国，古里国，抵西域忽鲁谟斯等三十余国，涉苍溟十万余里…，所获宝物珍珠、玛瑙、香料、奇禽异兽等。确有不少，可宝物再多，运回国之后，主要是供皇帝和贵族享受。这些宝物，并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库收入，朝廷无半分好处。岂不是于国无意处？“
陈山话音一落，杨善立即接过话头，他做过礼部侍郎，对西洋之行，颇有些体会，先前在海禁一事儿上丢了面子，正愁没机会找上来，如今看众人神色，八成是不同意西洋之行了，这么好的机会，若就此放过实在太可惜了，所以迫不及待的抱拳说话：“何止这些，郑和六下西洋，所用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永乐三年，将领官军，乘驾二千料海船并八橹船。永乐七年，将领官军，乘驾一千五百料海船并八橹船。前后六次，花费银两可不少，微臣曾听夏老大人提起过，永乐期间，郑和下西洋所费约在白银六百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支出的两倍，而这还不包括造船等各地支出的费用。而建造和修补一艘船平均需要一千六百万两银子，每次出航平均需船260多艘，仅造修费用就需要几十万两银子，如此大费用可不是与朝廷无益！“
下西洋朱瞻基虽所知不多，但从众人的表情，以及这段话儿出自夏元吉的口，这个账目基本上没有错，所以一时竟找不到反驳的话儿来。
杨善深知一再而三的道理，不等皇帝说话，又说道：“微臣那些年在礼部时，常听说郑和船队每到一国，首先向当地国王或酋长宣读诏书，举行隆重的册封典礼，赏赐宝物。除了建立藩属关系之外，郑和还奉命调解海外各国之间的纷争，饱受强国欺凌的满刺加国，就是在郑和的帮助下获得独立的，看似对我大明有利的事情，这些得我大明帮助国家，前后来朝贡！
事实上，与贡品相较，“际天极地皆王臣”的满足感才是皇帝更看重的东西。明成祖在位时，郑和每次下西洋，随船队来中国的各国贡使、国王等都大量增加。永乐十九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航的时候，船上载有16国1200多名使臣及其家属。到我大明来朝贡的国家超过六十多个，这其中的费用，朝廷可细细算过。
这话儿摆明了有些责怪的味道了，而且直接指向户部，郭资脸上神色微微变了一下，对于杨善的咄咄逼人，他想找些反驳的话儿来说，可人家说的都是事实，从永乐年的朝贡，朝廷的确是做些赔本的买卖，到后来朝廷根本负担不起，可前后与大明来往的国家，仍在乐于朝贡，之所以这么多国家乐于朝贡是有原因的。朝廷在接受香料、珍奇等贡物后，按“赏赐厚宜”的原则予以赏赐。赏赐物品与贡品的差价一般在一至二十倍左右。比如，胡椒在苏门答腊市场每百斤值约为一两，但作为“贡品”，明朝政府给予每百斤二十两。
具体赏给了巫宝赤纳什么物品已不可考，但明朝政府一贯大方，却是事实。赐给各国国王、王族丝绸、瓷器等物品，丝绸动辄数千匹，“永乐间多给铜钱”。1405年赐给日本国王铜钱一百五十万枚，次年又赏赐1一千五百万枚，王妃五百万枚。以致于一段时间内，日本甚至自己不铸铜钱，以永乐铜钱作为通行日本的货币。
见郭资也不说话，杨善一干人等人更是信心大涨，郭琎道：“朝廷除赏赐之外，招待贡使也是一项巨大开支。完成繁杂的朝贡手续，往往需要很多时日，而沿途往返的车船住宿均由政府承担，另外还给银锭作为车马费。于是，许多贡使和大批随从，一边从容处理自家的贸易，一边乐不思蜀地等待。巫宝赤纳在中国待了大半年时间，便逢上郑和出航。有的贡使为了搭乘免费的宝船回国，甚至一等就是三年，这些特使吃喝住行，可都是花的我大明银子！”
眼看形势一片大好，言官们、御史也不甘人后，御史张楷大声道：“吃喝住行倒是小事，我大明还承担得起，可朝廷对这些诸国朝贡加以优待，有不少外国贡使不遵朝贡规矩，走私违禁物品，作奸犯科，朝廷不但不严办，还皆网开一面，宽大处理，免于追究，或从轻发落。
永乐元年九月己亥，礼部尚书李至刚奏日本贡使至宁波府，宜派官员前往稽查，防止番舶运载违禁兵器，私与民间交易。成祖说：“外夷向慕中国，来修职贡，危蹈海波，跋涉万里，道路既远，赀费亦多，其各赏以助路费，亦人情也，岂当一切拘之禁令。”至刚复奏民间不得si蓄兵器，也不许买卖，惟当籍封送官。成祖说：“无所鬻则官为准，中国之人市之，无拘法禁，以失朝廷宽大之意，且沮远人归慕之心”。
永乐元年十月甲戌，西洋喇泥国回回哈只等来贡方物，附载胡椒与民交易，有司请征其税，成祖不同意，说：“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大体。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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