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执笔者笔下的官员就像老鸨嘴里的姑娘般，仿佛每个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贤臣，但真实又是那般的不堪。
成化十九年，即便是手握史笔的文臣亦是只能留下淡墨的一笔，此次事件的前因后果暴露了整个集团的丑陋面目。
一直以来，文臣在外交之上，一直渲染着共享太平盛世的理念。面对蒙古的时候,总是选择一昧的防守战略。
即便时任兵部尚书的余子俊，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求和派，至于英国公张懋等武勋早已经被奢靡的生活磨灭了血性。
所幸，成化帝朱见深并不是一个懦弱的人，对内采用传奉官制度跟文官集团叫板，对外则敢于采取强硬的军事行动。
王越和汪直这个组合的出现，更是给主和派一个响亮的耳光。
他们两人压根不相信主和派所讲述狼来了的故事，直接率领骑军直捣蒙庭，将那些被文官所神化的蒙军打得满地找牙。
自威宁海大捷后,直接是戳穿他们狼来了的故事谎言，朝廷的主和派简直将王越和汪直视为眼中钉。
成化十八年六月，鞑靼入寇延绥等处，王越与汪直调兵援助，为城墙濠沟所困，遭遇大败，史称“自是无敢复轻犯边者，延绥军民颇得息肩云”,宪宗增王越岁禄五十石。
不管这两人杀了多少鞑子,又保守了多少边民，但在文臣看来两人就是扰乱共享太平之福的罪魁祸首。
历朝历代的主和派都是如此，这打仗虽然不及于人,但论到要玩阴谋诡计的话,自然是手到擒来。
特别王越和汪直所掌控的大同，简直是切断了山西到蒙古的走私路线，这无形中不知是得罪了多少人。
正是如此，即便文官集团内部的矛盾不断,但一场针对两人的阴谋已经悄然展开。
他们采用逐个击破的方式,以万安为首的文臣向宪宗建言：将王越调到延绥担任总兵，美其美曰：换防。
在将王越调离大同后，他们终究是掌握着军队的人事权，很轻松地将听话的永新伯许贵之孙许宁调到大同担任总兵。
由于永新伯是揭发得来的，故而没有得到世袭，但许宁亦是世袭了指挥使。累官署都督同知，现在出任大同总兵，这自然是一个大升迁。
他到大同是带着任务而来的，每事必违，且刚愎自用，跟汪直是公然叫板。
汪直是一个难得的奇才，性格中有点傲骄，能让他低头的只有皇帝，面对这个草包武勋子弟自然不能惯着了，便是架空了许宁。
只是一切早已经落入了文官所编织的阴谋之中，因大同的“将帅失和”，大同巡抚郭镗第一时间将事情捅到京城。
在此之前，科道官员们纷纷上奏章弹劾汪直,从而离间成化帝和汪直的关系。
在这一场针对汪直和王越的行动中，由于成化帝对文臣早已经失去信任，故而还需要皇宫里面的人配合。
怀恩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求和派，早在成化十四年，建州女真犯边，另有辽东巡抚陈钺以掩杀冒功激变兵士，汪直想要前去处理。
时任司礼监掌印怀恩认为汪直前往必然生事，遂提出派大臣前往，得到马文升迅速响应，时人称怀恩为贤监。
怀恩对汪直早已经是心生怨恨，而今自然参与进来，不断寻找机会到宪宗面前搬弄是非。
宪宗对朝堂慢慢感到失望，此时已经沉迷于修道，面对不断被攻击的汪直，最终同意将汪直贬为调往南京御马监掌印太监。
在那个时候，朱见深大概只是想要让汪直离开这个斗争的漩涡中心地带，保留着将来再重用汪直的念头。
只是文官集团并不打算到此停手，而是选择对汪直继续穷追猛打。
御史徐镛上疏，弹劾汪直有欺君罔上之罪，将还没有到南京的汪直再贬为南京奉御。不久，右都御史和副都御史屠滽联手继续弹劾汪直，结果被罢职夺俸，黜为闲人。
在成功扳倒汪直后，另一个作战派同样要遭到清算了。
他们对付王越无疑要简单很多，王越并没有太多的圣眷，偏偏还喜欢作诗。作诗怨望是他们所能拿到的罪证，但足以让王越威宁伯的官爵，谪居安陆。
大同有史以来最强的帅将二人组自此分崩离析，王越和汪直镇守近两年都平安无事的大同，不出意外是要出事了。
在汪直走后，他们换上了一个很听话的太监蔡新，跟同样听话的大同总兵许宁和巡抚郭镛负责大同的边防。
仅是一个月后，鞑靼小王子进犯大同，仅以十人便将总兵许宁和监军蔡新诱伏，战死一千多人，大败而归。
只是这场失利并没有结束，双方交战十次，许宁退而不敢再战。小王子没有了威胁，便在大同周边掳掠财物和人口。
在这场败仗之后，更精彩的部分上演了。
这帮口口声声忠君爱国的文臣面对这场败仗，得知大同军竟然战亡两千人，而边地大量财物和人口被抢掠，他们竟然选择了隐瞒此事。
两千人孤魂和大同边民被洗劫，竟然成为一桩秘事。
直到将近一年后，大同巡按看到总兵许宁和监军蔡新还在遵循求和派的官员逼迫边军和百姓修边墙，终究还是选择密报此事给明宪宗。
至此，大同战败一事才公开于众，而宪宗亦是勃然大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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