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汉宣帝的成功是跟汉武帝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试想如果没有汉武帝积极地探索精神的榜样，后代也绝对不会成为一位施政大胆、敢于尝试的一代帝王。
七皇帝老爸“寇可往，我亦可往”的勇敢精神
有人在谈到汉武帝的时候说，“汉武帝所有的事都‘愣’，都过度，荷尔蒙旺盛，当一个人的人性得到最张扬的发挥时，肯定是他人的边界被压缩到最小的时候。汉武帝做事，除了他自己痛快，谁都不痛快。”这样的评断，不免简单化绝对化之嫌。专制帝王“做事”，自然大都是“除了他自己痛快，谁都不痛快”。然而进行跨时代的历史比较，以汉武帝和宋代以后的历史时期对照，所谓“愣”，所谓“过度”，所谓“旺盛”以及“人性”“张扬”等等，是汉武帝的个性特征，同时可能也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共同的特征。
汉武帝颇受争议的还在于他的黔兵穷武，是勇敢还是自大？其实无论谈论这四个字的正面负面影响与否，它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之所以说汉武帝是中国史上很特殊的帝王，就在于他不是像后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那样以仁孝为思想的帝王，而在于他的“尚武”。
一个“武”字果然是对汉武帝最准确的形容，后世大多数皇帝都喜欢安居乐业，固守国土“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生活状态。而他是一个喜欢用武力打天下、血性治天下的皇帝。汉武帝是个很有气节的人，在他以前汉朝皇帝都要和匈奴和亲，匈奴年年骚扰边境他们只不过是抵挡抵抗住罢了，而汉武帝偏偏不肯像匈奴屈膝低头不但废除和亲，还要攻打匈奴直到打的他们灭国，方可实现报复心理而罢休。
他派卫青、霍去病打跑匈奴外，还几次的出兵攻打他们“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让匈奴和周遍之国闻风丧胆。“好汉”“汉子”从此传广开来成为赞叹英雄的词语，“大汉”的威信，也从此树立开来，直到把他们远远赶出亚洲逼到了欧洲才罢休，也至此间接的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瓦解。虽然后来不断的用兵也使百姓痛苦不堪，但那个时代无疑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时代。
那个时代是个崇尚英雄的时代，是个有骨气有血型有气节有壮志的时代年轻人都纷纷愿为国出力，以征战沙场，战死沙场为荣，也使中国成为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军事强国。汉代人的气节今人无法比拟使节苏武是和李陵同等遭遇的人，被匈奴抓后，却誓死不降，他想自杀殉国匈奴人不让，活着折磨他，让他吃草喝雪，可几十，他依然双手不离使节仗直到最后回国拿着干瘪成棍的使节仗奉还给汉昭帝才肯离手，可见那时侯人把国家荣誉看的比生命还重要。李陵本不是自愿投降匈奴可他的不得已“失节”却成了千夫所指，汉武帝骂他是“汉奸”，李陵于是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证可考被正名的“汉奸”了。
汉武帝恨他为什么不自杀殉国，可见当时人的精神面貌很大程度上受年轻皇帝的影响很大，但是这种“尚武”却恰恰是日后中国人所缺的。自汉武以后，中国人中国皇帝很少再有这样的精神面貌了，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皇帝大多固守成本，以仁为主。南宋皇帝的偏安一方，汉奸辈出；唐太宗虽然威及天可汗却仍是仁政；明成祖虽令郑和下西洋，此壮举目的却仅仅是为了寻找失落的废帝，而且除了限于物产品交流很多关于科学、军事上的机会就这样白白错过了；康熙虽然“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加大农生产，使百姓安居乐业却过度的“不与世争”，形成了日后闭关锁国的局面。儒道的熏陶也使宋代以后的人们普遍从重武轻文转向了重文轻武，中国人变的文明多了儒雅多了，却失去了很多有血性的人才，因此汉武帝的“尚武”的勇敢精神是不能被历史否认的。
由于在汉武帝以前，汉朝的几代皇帝一直都采用“和亲”政策来柔化西汉跟匈奴之间的关系，致使在汉朝皇帝的心目中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匈奴是不可战胜的。”如果不是汉武帝以极大的勇气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匈奴，恐怕这样的错误观念一直会影响后来的历史。
史书记载，公元前135年，匈奴派人来向汉武帝请求和亲，那时刚登基不久的汉武帝召集公卿大臣进行商议。朝廷老臣御史韩安国说：“匈奴兵马快人强，难以制服，我军很难取胜。所以还是答应匈奴的和亲为妙。”其他大臣也大多符合韩安国，可高瞻远瞩的汉武帝没有听从众大臣的意见，他认为自己如果没有勇气和匈奴决战，那么“匈奴不可战胜”的神话就会如同一个噩梦一般要一直伴随着后代子孙，自己身后的未来子孙皇帝们也将变成一个缺乏勇气的懦弱皇帝。于是汉武帝以一种令人吃惊的勇气和胆识决定出兵征讨匈奴。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任命李广为骠骑将军，率领各路大军三十多万讨伐匈奴，从此揭开了西汉一朝大规模反击匈奴的序幕，也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巨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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