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7日，武汉举行纪念抗战一周年全城歌咏大会。长江“水上歌咏大会”尤其壮观，无数条大小船只上都有歌咏队在唱歌，高亢的歌声以武汉江面为中心，汇成了汹涌澎湃的歌的狂潮。其中，海星歌咏训练班演唱《在太行山上》，浑厚而激昂的歌声赢得了数万观众的大声喝彩，要求“再来一个”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此后，这首歌曲迅速在大后方、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泛传唱，偏远乡村的老百姓，甚至黄口小儿都会唱，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可以听到“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的吟唱。它像一团爱国主义的火，一团渴望战斗渴望解放的火，生生不息地蔓延着，它是受苦受难的人们心中呕出来的声音，鼓舞和激励着千千万万的抗日民众奔赴战场。
这首歌曲的作曲者是冼星海，一位音乐上的饕餮。歌咏大会结束后，冼星海又指挥全体歌咏队员举行火炬游行歌咏，数十万人参加，“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悲壮激昂的歌声，响彻云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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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时，冼星海在法国求学。苦难的祖国惨遭日寇铁蹄的蹂躏，抗日救亡的呼声激发了冼星海身上男儿的血性和拳拳爱国心。他在日记中说：“我不再只为艺术而艺术，终日沉湎于国际音乐家的幻想中了。”巴黎的汽车洋房，塞纳河畔的旖旎风光，优裕的生活条件，都留不住这个曾经饱受饥饿折磨的男人的脚步。他放弃了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学习的机会，他要与苦难的祖国共命运，以音乐的长矛，去抵御外侮，去直面血腥的战争。
冼星海
回国后，冼星海立即在上海投入抗日救亡活动。他先后创作了《救国军歌》《战歌》等大量抗日救亡歌曲，并为《夜半歌声》《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等进步影片的主题歌谱曲。那一腔对国家民族的深沉热爱，对侵略者的强烈愤慨，对破碎山河的深切痛惜，都化作了一个个跳跃的音符，自他的笔端汩汩而出。一次，冼星海参加了上海学联到郊区的救亡宣传活动。国民党保安队到现场阻止学生，双方对峙着，剑拔弩张。这时，青年诗人塞克把自己写的一首诗交给冼星海。冼星海怀着满腔激愤，朗诵了两遍，倚墙只用了五分钟就写出曲谱——“枪口朝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这首《救国军歌》当场在学生中唱响，随后，在场的老百姓甚至连保安队的士兵也跟着唱，很多人边高唱边流泪。
“卢沟桥事变”后，华东也陷入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之下。纸醉金迷的繁华都市上海，仿佛一夜之间，战火弥漫，硝烟四起。8月19日，冼星海报名参加了由著名戏剧家洪深领导的“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第二队”，简称“演剧二队”。他告别孤单的寡母，全身心投入抗战事业中。启程时，冼星海给在上海的母亲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家信：“别了！亲爱的妈妈，祖国的孩子正在雪洗祖国的耻辱，让那青春的战斗力量支持着那有数千年文明的祖国。我们在祖国的养育下，正如在母亲胎中被抚育一样。为着要生存，我们就得一起努力，保卫那比自己母亲更伟大的祖国。妈妈看了这封信，我想，在您布满皱纹的脸上也许会漾出一丝安慰的微笑吧！”
离开上海后，冼星海和洪深、金山、田方、王莹等演剧二队队员一起，冒着酷暑，躲着敌机的轰炸，出青浦，过苏州，经南京，一路辗转，于9月初到达河南。在开封和洛阳作短暂停留并进行演剧宣传和歌咏大会后，前往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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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轰隆隆”的枪炮声粉碎了南京六朝古都的金粉梦，秦淮河畔被血泪浸染，被嘶喊充斥，街头巷陌，血流成河。地处华中的武汉，充当起国民政府的“行都”，成为后方抗战的重要基地。国民政府党政军机关和各大要员齐聚于此，指挥全国抗战；华北、华东战区各地的军事、民用工厂纷纷迁来落户或由此中转西南；全国各地文艺界爱国人士也都纷至沓来，进行抗战救亡宣传。一时间，千年江城武汉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937年10月初，武汉街头的滚滚人流中，一个身材颀长的青年男子匆匆前行，清瘦、干净、优雅的气质和眉宇间的忧郁，如一朵轻云，笼罩着雨后的春山。此人正是冼星海，他被这股洪流裹挟着，加入武汉救亡宣传的行列。此后，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冼星海就在武汉地区奔走高歌，积极投身抗战救亡活动，成为武汉救亡歌咏运动的领军人物。
那些日子，他只想把一腔热血，投入越燃越烈的抗日救亡中，音符成了他射向侵略者的子弹，歌声是他唤起全国参战的号角。他想让歌声传遍中国的城市和农村，鼓励人民坚定抗战的决心和信心；他想用那雄壮的歌声压倒敌人的炮声，为中华儿女筑一道抗战必胜的心灵高地。在武汉老通城，一首首战歌在血与火中诞生。短短的时间里，冼星海谱曲六十二首，而且几乎首首脍炙人口，传唱极广。他参加抗战演剧二队活动，又组建海星歌咏队，他当指挥，又教唱歌曲，他的每一个细胞，都为音乐亢奋，为抗战悸动。他还多方奔走，在著名音乐家张曙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成立了中华全国歌咏协会，把在武汉的全国歌咏界人士统一到抗战行列里来。他把武汉变成了一座“歌咏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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