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英国的法院或者说国王的法院，都采用普通法，于是受托人被认为是财产的完全所有人，而不受任何的约束。
受益人只能求助于“正义之源”的国王，而国王则把这些案件交给了自己的枢密官，即后来的“大法官”来处理。
大法官在世俗普通法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引入了“良心和道德”，在其司法活动中，这两个就是自由心证的依据。
具体到“白帝城托孤”的例子中，就会依据“良心法”判定受托人接受委托人（刘备）的托付，将利益交付给受益人，但是却不履行义务，不合情理。
因此每次被请愿救济的时候都会给予受益人一定的救济。
随着大法官因为对个案救济的日积月累，发展出了不同于普通法的衡平法体系。
在衡平法的适用过程中不断的深化和积累，就发展出了“信托”法律制度，因此衡平法被称为信托之母。
由衡平法的发展而诞生的信托不仅仅局限于遗嘱和土地转让，而是形成了一种委托人（=设立人）采用一种“君子协定”的方式向他人（=受托人）转移财产权并代其管理。
并约定为了他人（=受益人）管理运用财产的法律制度。
最初诞生的原因虽然是为了维护宗教上的利益，规避法令的限制，其对象也仅限于土地。
但是后来逐步发展成了信托制度，其运用范围也从个人到家庭，再逐步应用到各类社会关系中，甚至是公共利益。
也使得信托区别于后来发展起来的公司、合伙等制度，成为一种截然不同的存在。
实际上，“白帝城托孤”这样的例子放到英国，就是家族内部财富顺利传承的一种方式。
更准确的说，是出于财富传承给家族中的成员（或某一个成员）的目的而产生的信托。
虽然时代的不断更迭，但是像这种“家族之间的信托”，即使到了现代也仍不褪色而被广泛使用，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而近代信托的形成和发展一般认为是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按照高中历史教科书的说法，是从“资本主义的萌芽到社会主义国家诞生”。
信托制度中财产的种类、信托的目的以及财产的处置方式等均发生了巨变。
近代欧洲那点事其实大家都知道，除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外，因为航海技术的巨大发展也使得新大陆被发现。
这个时候诗和远方也就升华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了。
酒馆里聊聊新大陆的山山水水，侃侃没见过的奇闻异事，“虽不能往，我心向往之”的情怀萦绕在欧洲。
后来就很自然地出现了“世界辣么大，你不想出海去看看吗？”这样的广告语。
这就跟最近某品牌手机上市能妥妥地谋害你的肾一样，片刻间诱发了探险狂热综合症，还传播得特别快。
于是让一众欧洲人民的心脏都回到了那个极富探险精神的时代，蠢蠢欲动，都想去，哪怕辞职也要去。
但是去探索新世界是要横跨大西洋的，这可不是去逛公园，是要出海很长一段时间。
并且经历各种大风大浪洗礼的，况且还有热（qiong）情（xiong）好（ji）客（e）的原住民朋友，多则几年少则几月都是说不准的事情。
那家里这孤儿寡母的怎么办，总不能拜托隔壁老王吧？
再加上祖上那点产业，还是要找个靠谱的人来处理一下吧？于是信托的运用越来越广泛。
然而，一般民事信托关系中的受托人并不擅长理财，并且自然人总有个生老病死的，也不方便。
随着公司制度的出现，就产生了专门从事信托业务的法人信托机构。
对比过去的传统信托，其一，对委托人来说，在选择受托人的时候有了较大范围的自由选择度，并且稳定，不受信托期限的限制；
其二，对机构受托人来说，一个全新的行业和市场展现在面前。
其三，对原来的个人受托人来说，可以作为一名富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加入到法人机构中，有利于产业的深化发展。
在16世纪中叶的时候，英国的冒险家看到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海洋贸易成功，也想着自己去试试。
但英国最开始是由民间自发参与大西洋贸易的，而不是靠王室出资“国营”。
那么冒险所需要的资本还是得从民间融资，并且每次出海又需要大量资金，那么有啥办法呢？
一种办法是把贸易公司的股份进一步细分，让众多的人可以认购。
并且根据当时的经验，航海贸易风险很大，时间跨度也很久，除了去美洲，航行一趟华夏、印度也需两年以上的时间。
还会有船只沉没，海难伤亡的情况，所以股东的责任必须是有限的，才能实现“人均风险小，总体风险大”的经济效果。
另一种办法，就是在银行业，债券融资（英国有着世界上最完备的债券融资体系）之外，以信托作为补充的融资项目。
想想嘛，那些民事信托集中了大量的财富，但这些都是“死的”，只要通过运作把这些钱变为资产，就可以从民间融到大量的资金。
反正闲钱也是闲着，不如就集中起来拿去认股，并且海洋贸易的回报非常的丰厚。
在冒险精神的推动下，那些处理信托的专业机构也就从民事信托向商事信托转变，进一步产生了以盈利为目的的信托机构，同时也标志着做为现代金融四大支柱之一的信托真正登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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