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默少校原是德国国防军第九装甲师摩托化步兵营的少校营长。法国战役时，他最初的军衔只是上尉连长，在突破马斯河时，他率领的步兵连表现极为出色，战后被元首亲自颁发骑士铁十字勋章，并于今年三月得以升任营长。
三月份前，柏林的警备任务，都是由希特勒的“亲儿子”部队党卫军担任。但随着法兰西第二人民民主共和国“建国”，德国驻法国的军队陆续撤军回国，德国国内的驻军开始了频繁的换防。
四月份，原本担任柏林警备任务的党卫军警卫旗师，被调到东普鲁士地区驻防，以防备“可能”的苏联入侵。
而柏林的安全防卫任务，则交给了第一集团军麾下的第五步兵师担任。
1940年战争结束后，汉娜母女借口“战后裁军”，开始在德国陆军中进行“大手术”。一大堆因为战争而增加的陆军师被划为二线预备役部队或直接裁撤，但她们的“亲儿子”部队党卫军和“私生子”海军陆战队，不一但一兵未减，反而有意地在加强实力。
而驻守柏林的国防军第五步兵师，虽然是一支精锐部队，但该师却是“刚成立”的。之所以说是“刚成立”的，是因为组成该师的团、营战斗单位，都是从其他部队七拼八凑临时调过来的。每支部队都是战功卓著的精英部队，但在四月份之前大家相互间都基本“不认识”，汉默少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从装甲师调到了步兵师。
汉娜的说法，将这支“精锐的杂牌师”聚在柏林，是为了下个月将在柏林举行庆祝战胜法国一周年的“大阅兵”准备的。而官方暗地里的说法，则是元首为了缓和因为“倾向性裁军”而和国防军闹僵的关系，所以才有意地将党卫军调走，而换成了精锐的国防军部队，以作安抚。
第五兵步师的直属上级，正是贝克上将和今年刚刚升为元帅的魏兹里。对于这些阴谋反对希特勒的来说，元首将柏林的守备任务交给他们，简直就是自摆乌龙送上来的大礼。
五月十七日爆火乍发生后，贝克上将在确认“刺杀成功”后，立刻命令第五师的师长保罗.冯.海塞调动驻守柏林的第五师，命其派出手下控制柏林的各个要害部门，而其中的指令之一，就是逮捕正在柏林的德国宣传部部长戈培尔，以及他们忌讳的盖世太保头目希姆莱和海因里希。
具体执行逮捕戈培尔任务的人就是雷默少校。
十七日下午一点，国防军第五师控制了总部位于柏林的德国全国广播电台，很快这些造反者就急不可待的向全国宣布希特勒遇刺身亡的消息。而执行逮捕戈培尔任务的雷默少校，他接到的指令是：柏林正在发生暴动，戈培尔参予了刺杀元首叛乱行动，必须在第一时间逮捕。
德国国防军的人打仗很有一套，但造反谋逆，却十分地外行，找的理由和借口，更是无比地拙劣。之所以说他们是外行，那是因为这些阴谋家们，在行事前，居然不知道事先调查一下，执行这个重要任务的雷默少校的政治态度。
雷默少校虽然出身国防军，但政治态度却是纳粹思想的支持者，本人更是对元首“忠心耿耿”。在带兵前往戈培尔住处的过程中，他根本就没有遇上半个“暴动的敌人”，当时雷默少校心中就觉得十分奇怪，他并不相信戈培尔这个元首“最信任”的人
会叛国。
而在出发前，他问自己的上司：“元首真的死了吗？德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暴乱是什么地方发生的？”
他的师长海塞尔是个笨舌头，也是一问三不知，除了沉默还是沉默，只是僵硬地要求雷默少校执行任务。
接到指令，在前往军营的路上，雷默一路走一路想，他感觉这不是“发生了暴乱”，而是因为元首死了，大家都成了无头苍蝇，政治斗争以及争权夺利正在进行而造成的。
“1918年时德国已错过一次，这一次我们不能再错了！”
路上，雷默少校对自己同事这么道。这时他暗暗下定决心，绝对不能让1918年的错误在德国重现。
回到部队后，雷默少校马上召集手下的军官开会，他首先介绍了自己掌握的情报资料，虽然并不多，随即雷默告诉大家现在是非常时刻，要求这些军官发誓服从自己、信任自己，并只听命于自己的命令。
而这时雷默少校的手下军官纷纷站起发表自己的看法意见，他们都对上级提出来的“戈培尔是参予刺杀元首的凶手同谋”表示不解，认为刺杀案才发生不过三个多小时，就这么快“确认凶手”，这简直是最荒唐的笑话。
这些人越讨论，越感到这一系列事件背后黑幕重重。
讨论正在进行中时，雷默又接到了上级的催促电话，命令他们去逮捕戈培尔。于是雷默被迫带着他的部队，怀着满肚子的疑惑前往戈培尔所在的宣传部。
在宣传部的门口，他的部队遇到了警卫的阻拦，宣传部的保卫任务是由武装党卫军担任，这一天那里足足有一个加强连的党卫军的守卫。而戈培尔的副官走出宣传部的大门，悄悄地告诉雷默：“这是国防军内部预谋已久兵变！戈培尔博士想和你单独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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