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凯德躲过了元老院的炮火，当然，顺便也把检疫已经到期的荷兰人多晾了十来天。等他从鸿基回来的时候，手里已经握着厚厚的一叠关于加快鸿基开发速度和加强当地防卫力量的计划书了。靠着这份计划书递交执委会和元老院审核的当会，他宣称自己要“全力和荷兰人展开谈判”又躲起来不见人了。
增援鸿基，扩大鸿基站的规模，殖民贸易部只有建议权，提出一个方案，涉及到资材调拨、人员配置和军队调动上还是需要执委会具体讨论之后才能执行的。司凯德对元老院那边的炮轰并不是特别在意：他有足够证据证明鸿基配备不足完全是因为“限于国力”。要说重要目标配备防卫力量不足的话，三亚按照其重要程度和投资额来说防卫力量尤其不足。他不想和常委会打交道纯属是觉得这样浪费时间。元老院常委会里的很多人，照他的话说：“专业的太专业，业余的太业余”，全都不好打交道。
“好啦，咱们要找几个懂德语的，”司凯德在办公室里自言自语道，“荷兰语可是小语种。”荷兰语俗称低地德语和德语差异不大。所以荷兰东印度公司里雇佣有大批的德国人。司凯德想德语在元老中懂得人倒是不少，多数还挂靠在殖民贸易部。
荷兰东印度公司驻“马格德堡”号初级商务员范?德兰特隆致巴达维亚总督德?卡蓬蒂尔的第二份报告。
尊敬的阁下：
在经历过长达二十多天的检疫期之后，我们终于得以获准上岸。感谢上帝，我们在船上期间无人死亡。所有人都很健康。
原本我们应该在二月底结束检疫，但是在期满的时候，港务官员通知我们说，即将接见我们的一位大官，他们称之为“执委”的，目前不在临高，所以我们在船上又多待了一周。
我们发现，澳洲人和我们一样使用“星期”的概念。在他们的人员登上船只和我们谈话的时候，他们时常提到“星期几”“下星期”的说法。他们也提到“星期日”。
然而，官员给我们送了一份许可离开船只的文件，凭借这份文件，船员们可以登岸入住岸上的馆社。水手们和士兵们对能够登岸感到很高兴。我命令船长留下三分之一的水手和士兵在船上，并且许诺他们以后每三天轮换一次。
执委有命令给港务官员，其中命令他共给我们各种需要，不得缺匮。又命令我们的人员在未得到书面许可前不得离开港区。
港口的官员给登岸的每一个人都发了一张硬纸卡片。卡片上书写了他们的姓名、所属船只和出发港。并且要求所有人都在卡纸上按上手指印。阁下想必知道：这种按手指印的做法在中国人中间时分流行，似乎是他们的一种信用表示。
我们登上陆地的时候，港区内的百姓和工人拥挤在路边围观我们。有些人甚至爬上了吊机，太多人的围观使得我们感到很是困苦。官员发现了这点，派遣了警卫人员来护送我们。我们离开码头，随即被安排到距离码头不远的一处房屋内
这处房屋非常的大，据说这是专门接待水手们的。房屋是一种特殊的长屋，院子里有很多排这样的长屋，每座长屋里成排的安置着双层的床铺，一座房屋内可以住40个人甚至更多――某些长屋是双层的。
我们作为高级船员，被单独安置在一个院落内，这里有类似的双层小楼。和长屋一样是砖瓦结构的。但是内部布置的精致些。每间房间内都配有各种家具，至于每间屋子睡一个人还是三个人悉听尊便，他们有备有不同数量床铺的房间。最多可以睡4个人。
不管是普通水手的长屋还是我们住得小楼，房屋都十分的干净整洁。床铺上没有卧具，但是有草席和草编的枕头――在临高的气候下也足够了。每一栋屋子都配有厕所。房屋的管理员严格警告我们说任意随地大小便的行为都会被处以高额罚金和其他惩罚。为此我不得不与船上的总管进行交流，要他严格的管好水手和士兵们的举止行为――您知道他们中大多是德国佬。
海员旅社里有餐厅供应烹调好的伙食。这里还有一处很大的商店，供应各种商品，专门供在这里歇脚的水手和渔民们购买。
澳洲人似乎不如中国人好客，西班克们和其他一些人说每次到中国沿海只要打着“朝贡”的旗号都是能够得到官方招待的，但是我们在澳洲人这里，所有供应的物品，从住所到食物，全部要付款，不过就价格来说还能接受。
我们得知，此地名叫“博铺”――我们得到通知，我们可以在博铺镇自由活动，外出者必须在晚上9点前回到旅社。但是那些被列入“禁区”的地方不能出入。总得来说澳洲人对我们的限制很少，除了允许我们在博铺可以自由的活动之外，对我们携带的钱币和其他物件亦不做其他的限制－－只是提醒我们购物需要事先兑换成当地的货币，除了禁止携带武器。另外，他还要求水手和士兵在外出前宣誓尊重此地的法律。
城里每隔一小时就会鸣放一次尖厉的笛声――声音非常之大，全城都能听得到。其中早晨、中午和晚上的笛声持续时间很长，澳洲人运用这套报时系统非常的纯熟，使得每一个人都能知道现在的时刻。澳洲人的工作严格的按照钟点运行，只要和他们共同生活过一天，大约就可以知道他们第二天会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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