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蜀地士绅百姓的主动投效，伐蜀北路军自然是求之不得。在经过一番甄别与审核之后，一部分熟悉山川地理、州县道路的蜀人被安排到先锋部队担任向导，以补充周军地图的缺失和错误；一部分身体强壮、孔武有力的则在经过简单的训练后，被分发给武器，编为两个“保安军”特别独立团，参与周军的行动，充当伐蜀急先锋。此外，为了防止因为饥荒而出现流民潮，影响治安、影响地方稳定，唐潮和穆特尔在派遣部分“保安军”协助本地官府维持治安与秩序的同时，还拿出一部分军粮和帐篷分发给本地官府，让他们来赈济已无粮可吃、无房可住的本地士绅百姓，帮他们度过最难捱的一段时间——单从这一点上来说，孟玄喆和李廷珪或许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他们施行“烧屋毁粮”、“焦土抗周”的目的。可问题是，周军用来赈济本地士绅百姓的粮草和帐篷全都来自于对蜀地和蜀军的缴获，并未对周军本身的供应造成任何影响。不知道孟、李二人及后蜀君臣知道这一真相后会作何感想。
更为重要的是，孟玄喆与李廷珪的诸般恶行还令后蜀君臣彻底失掉了民心。如果说周军伐蜀之初，蜀地士绅百姓多数还心向后蜀朝廷，还会帮着蜀军与周军对抗，还会敌视侵入自己家园、抢夺本国土地的“外人”。那么，通过之前周军连战连胜、蜀军连战连败所表现出来的双方实力上的悬殊差距，以及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孟玄喆和李廷珪等人“烧屋毁粮”“焦土抗周”的恶劣行径之后，蜀地士绅百姓对后蜀皇帝、对后蜀文臣武将、对整个后蜀朝廷已经极度失望。即便那些没有直接深受其害的士绅百姓们可能不会像绵州等地的百姓们那样直接投靠周军、为周军服务甚至转过身来与蜀军作战，却也不再继续信任和支持自家的朝廷和军队，而是抱着坐壁上观甚至是乐见其成的态度，等着看后蜀政权在这场必败的战争中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灭亡的。
正是在这样的民心向背的转变之下，暂时驻扎绵州进行休整，并帮助当地百姓度过难关的伐蜀北路军与暂时驻扎遂州进行休整的伐蜀东路军通过信使建立起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并按照当初的计划，约定双方于建隆五年阴历三月二十两军会师、合攻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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