兖州，鲁县。
这里还有两个名字，一个叫仙源，一个叫曲阜。
前者是宋真宗以轩辕黄帝生于寿丘，下诏令改曲阜为仙源县，将县治徙往寿丘，并建造景灵宫，以奉祀黄帝，特定仙源县官由孔子后裔充任。
如今天下革新，这‘仙源’二字，自然是不可取了。而世袭仙源知县已然百年光景的孔家，更是不可能再把握旧日权柄。
后者却是杨隋时更该之名，先于开皇四年更名“汶阳”，再于开皇十六年更名“屈服”。原因是何已经不可考。横竖陆皇帝是不喜欢这个名字的。
曲阜，听听这读音，像不像“屈服”？
所以，此地已经被更名为鲁县了。而现下鲁县县令自然不是孔家人。休说后者有无族人做官，便是有人做官，也断不会待在鲁县。只一个官员回避制度，就决定了鲁县县令不可能是孔家人。
现如今的孔家早就没有了当初的兴旺。皇朝革新，孔家虽没有被彻底的打翻在地，却也被剥夺了近乎所有的权利。家族的田产、财富被新朝拿走了九成九，更叫孔家人难堪的则是尊严的被践踏。
一千多年的荣华富贵，已经光彩了太久太久的孔家，被陆皇帝一脚踹翻在地上。虽然在陆皇帝眼中，他没有一脚把孔家踩进淤泥里已经是好的了。
但在被剥夺了权利和财富的孔家人心中，他们已经被陆皇帝一脚踩进淤泥里了。
想当初，他们世代掌控着仙源县，在汉魏曰褒成、褒尊、宗圣，在晋宋曰奉圣，后魏曰崇圣，北齐曰恭圣，后周、隋并封邹国，唐初曰褒圣，开元中，始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又以其后为文宣公。到了宋仁宗时又定为衍圣公。这个封号简直是尽褒奖之至也，含金量极高。
“衍”寓意圣裔持续衍展、世代繁衍无止境，代表了封建帝王尊孔崇圣的至高境界。乃至于正史上入主中原的女真、蒙元、满清等，无不是以此为号，再无改动。
孔家人手中握着仙源的实权，头上挂着衍圣公的爵位，软的硬的都是一把抓。错不是怕吃相过于难堪，惹来外人褒贬，整个仙源县的田亩都已经汇聚在孔家人的手中了。谁叫赵家不禁土地兼并呢。在这，他们孔家就是一切的主宰，就是再正宗不过的土皇帝。
虽然这般的结果也从某种意义上也切断了孔家人在仕途上的发展。但有一得必有一失，孔家人在自己被当权者高高捧起的时候就该明白这个道理。而且如何取舍也不在于他们，当权者已经规定了线路，他们就必须走下去。
但是，年百年的光阴已经早就改变了一切。此刻的孔家人早已经不是当年的孔家人了。
就像那朱明！
朱元璋的儿子里，能出九大攘夷塞王，出边巡狩，屯田安民，文治武功，个个都在水准之上。其中更有一个永乐大帝名垂千古。可后世老朱家的子孙却真多变成了猪。如今的孔家又何尝不是如此？
没了朝廷的优待，没有了财富和世袭的权利，偌大的孔氏一族初始还能抱团取暖，但不到两年，这偌大的家族就分崩离析，五零四散。
无奈何，钱财是最致命的因素。其次，陆皇帝不允许庞大如孔氏这般的家族，始终如一般存在。
这并非是孔家一族所面临的困难，而是举国之下，所有地方宗族面临的共同难题。
地方宗族族权与皇权的碰撞，那吃亏的定然是前者。
或许很多后来人都以为宗族族权在中国根深蒂固，便是皇权有时候也会有所不及。毕竟对后世的中国人来说，甚个皇权不下乡之类的话，听得太多了。
他们又怎么知道，宗族族权之所以存在，就源于其自身的合法性。宗族组织作为古代乡村社会的控制主体，从其形成之初就始终将自身的合法性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解决。
而它的合法性就源于国家政权的认可。
而宗族族权一旦丧失了合法性为基础，即与国家政权相分离，就会面临合法性危机，遭到国家政权的沉重打击。就如现下的陆齐朝，也比如秦汉时候。秦汉时期，国家政权与族权渐趋分离，族权受到诸多方面的约制。
因为秦有法家，而汉随秦制，也有亭长、乡三老等基层官员。当国家权力进入到乡下后，这本身就已经极大的制约了宗族权力。
陆皇帝使人对地方宗族族权做过详尽的分析，兼之他自身超越时代的目光，对于地方宗族族权看的且还很透彻。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农村的基本经济就是个体小农经济，朝廷利用族权将分散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控制，比起单纯依靠地方政权的控制力量更为奏效。直白点说，官府权力直接作用到一家一户，这太费力费时，还保不准会出力不讨好。可个体户之上的宗族，体量大，抓起来省事，这本就是行了大方便给地方官府。
而族权之所以在后来飞速膨胀，陆谦看来，更大的原因就是国家县以下乡村控制力的减弱。比如眼下这个时代，中原历经了南北朝的战乱，历经了中唐、晚唐时候的藩镇割据，以及五代十国的征战不休。战争制衡了官府的力量，自然官府权力的退缩就留出了足够大的权力空白供宗族族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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