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知，任何内斗，都是以内部事务被延误、甚至半途而废而终止，官员们拍拍屁股走了，或者开始了下一轮的斗争，但结果却需要国家来承担，这耗费的都是国家的元气！
古往今来，有多少朝代就是在这种毫无用处的扯皮甚至内斗中，耗尽了最后一丝元气，成为过往烟云。
都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真的事到临头了，又有几个能够想起这个道理来呢？所以说，道理都懂，但能做到的真没有几个。
张楷老先生的病总算恢复的七七八八了，整个延绥镇厉兵秣马，上下一心，准备了半天，结果鞑贼压根就没来，而是去了宁夏。
这个结果让张璟、张楷以下既是庆幸，又有些无奈。鞑贼凭借骑兵优势，来去如风，真的是防不胜防，国朝的马政已经衰落，没办法，上下一心，贪墨成性，且监管不力，再好的政策也无法执行下去。
因为马政衰败，国朝的骑兵越来越少，面对鞑贼的骑兵优势，真的是有劲使不上。
阵地战，鞑贼就是来送菜的，但问题是，现在根本不是两国之间你死我活的征伐，国朝空有军器等优势，却无法发挥出来，只能被动的等着鞑贼来。
鞑贼则深谙游击战的法则，他们或许未能总结成文字，但有些东西是根植于他们血脉之中的，抢得过就抢，一看势头不好就跑，反正你追不上我，等你回去了，我再来。
狗皮膏药似的，所以，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边墙修起来，既然无法阻止入侵，却可以做出一定的限制，而国朝则可以在贼寇的必经之地陈重兵把守，不怕你来，就怕你不来。
这便是边墙的作用。虽然耗费不菲的人力物力，但一切都是值得的。
中原王朝，就算财政再紧张，修道墙的银子还是有的，而那些游牧民族，无法南侵，一旦发生什么灾荒，那便是身死族灭的下场。
所以，无论怎么看，修边墙都是十分必要的。
“中丞一路顺风，”张璟抱拳行礼，对坐在车上的张楷说道，“中丞病体初愈，路上千万不要着急。”
“有劳怀瑾了，”张楷虽然恢复的七七八八了，但毕竟是年纪大了，身体还是较为虚弱，脸色蜡黄，不时咳嗽几声，“榆林诸事芜杂，怀瑾且回去吧。”
“晚辈告辞。”张璟再次拱手，然后把樊斌叫到身边，仔细叮嘱了几句后，便目送樊斌率领三十余骑亲兵护送着张楷的马车往绥德城行去。
张楷这位老先生总体而言，是个方正但却绝不迂腐的人，务实，却又不乏机变，不会固守一念，恪守成规，算是朝中难得的实干派。
可惜，国朝这样的官员还是太少，多的还是那些尸位素餐而不思进取的人，一个个当官根本不是为了国家或者百姓办事儿的，他们当官，全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权势、荷包。
可想而知，当朝廷上这样的人越来越多，长此以往，这国家能变成个什么鬼样子。
虽然可以往阶级局限性上推。但是，百家争鸣之后，汉朝独尊儒术，使得儒家思想逐渐成了我国的主流思想，几千年来，所传授的仍是以《四书》、《五经》为重点，以至科举制度的形成，《四书》、《五经》便成了主流中的主流，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
可见，儒家文化在我国一直是占据主流地位的。其传统的仁政爱民思想、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忠孝思想等，滥觞了我们直到现在仍在遵循的主流文化思想理念。
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那些皓首穷经，惟务雕虫的儒士能不知道这个道理？道理都懂，否则也不可能从千军万马中杀出来，通过科举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
所以，还是那句话，知道归知道，能做到的又有几个？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实际上就是仁政爱民，这是我们中华文化所特有的思想，也正是因此，在面对一些突发事件时，我们的应对的总比其他各国的应对要来的及时、高效。
这便是文化的不同。很多国家信奉的是强盗逻辑，说一句蛮夷，毫不为过。彼蛮夷者，不文少礼，唯利是图。米国的这次疫情，死了那么多人，为何不见米国政府出台什么强力的措施？
原因十分简单，因为它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口，死就死呗，死的越多，政府的负担就越轻，仅此而已。
这与我们人民至上的国策，可谓是背道而驰。这就是文化的不同。
又扯远了，打住。
目送张楷离开后，张璟上马，回了榆林城，遇到张楷老先生这样一个巡抚，是他的荣幸，他得对得起这份荣幸，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延绥经营的兵强马壮，待等合适的时机，自己也学霍骠姚，封狼居胥！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战国末期开始，北方的燕、赵、秦等国，陆续在北部边境修筑长城，阴山被纳入北疆军事防御体系，各国都在阴山上驻扎部队，严加防守。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更是对阴山严加防护，在阴山南北坡都修建了纵横交错的长城，命大将蒙恬在此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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