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调查，便没有发言权。
心里存着事，脱离温柔乡的王迪，起了个一大早，凝神定心打了几圈太极拳以后，便离开了长寿宫赶至御书房内。
他一发话，从古至今，那些涉及到育婴福利机构的相关记载，未出一个时辰，便已按照朝代顺序，整整齐齐码放在了天子案前。
《周礼·地官·大司徒篇》有云：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
所谓“慈幼”，即“谓爱幼少也”。
瞧瞧，先秦之前的周朝，早在两千多年以前，人家已经将“慈幼”放在了社会福利救济之首。
可惜了，在王迪看来，嘴里天天念叨着应当遵循周礼的文臣们，对于救助婴孩这一微弱群体的重视程度，远不如他们嘴上说得那样好听。
快速翻阅着史书资料，王迪忽然发现，历朝历代抚育婴孩的慈善机构，竟多是由帝王主动发起的，而非是由那些心怀天下的臣子们应当主动提出来的仁政。
从先秦至汉末，官府的慈幼措施，主要在于通过颁布政策给予底层百姓一定的育儿补助，又或是鼓励宗族、乡邻等亲近之人，对无依无靠的婴孩施以援手。
直至“佞佛”的南朝梁武帝萧衍时期，就是这么一位活活被饿死的帝王，人家当初可是抱着“孤幼有归，华发不匮”的目的，在京师设立了既能收养婴孩又可赡养老人的孤独园，算是首创了极具福利性质的专业机构。
当然了，王迪估么着，设立孤独园，八成是信佛已经到了走火入魔地步差点整出佛国的萧衍，为了积攒所谓的功德，才弄出这么一个救济老弱病残、普度天下众生的福利机构。
然而不管怎么说，对于那些被遗弃的婴孩而言，此举绝对称得上是再造之恩。
而且，自打这先例一出，往后的朝代，当朝天子为了彰显自己的仁德，陆陆续续地开始办起了类似的慈善救助机构。
武则天长安年间，依旧是因为佛风盛行的缘故，出现了受官府监督，实际确实由寺院主持经营的悲田养病坊。
悲田，佛门术语，意为施贫。
最令王迪感到震惊的是，这个集合了儒家仁爱思想和佛门普度众生思想于一体，有着矜孤恤贫、敬老养老功能的慈善机构，其救济对象，竟然不仅仅只限于老弱病残群体。
连阿猫阿狗这些小动物，都具备得到布施救助的机会。
这一发现，当真有点震惊了王迪的三观。
距离当下大明朝八百年前的唐朝啊，在人都照顾不过来的封建时期，竟特么连动物收容所都整出来了。
对此，继续翻阅着档案的王迪，摇了摇头嗤笑一声过后，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到了宋代，弃子、溺婴之弊，便已是到了屡见不鲜的阶段。
按照史书上的记载，再对比现在的大明朝，王迪觉得，在弃子溺婴这件事上，儒家理学盛行的宋朝，差不多算是达到了历史峰值。
长江以南的地区，绝大多数的乡村百姓，受限于温饱这一类的根本原因，每家每户通常只会养活两男一女三个娃。
在没有避孕措施的前提下，一旦家中婴孩超过了这一数量，那么毋庸置疑，杀婴…尤其是杀女婴这回事，不说家家户户都干过这事吧，至少也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比例！
办法嘛，很简单。
将婴孩死死按入冷水盆之中，待几声呻吟过后，这么个“小麻烦”…便算轻而易举地解决掉了。
不忍心自己下手造成杀孽的，出门走远点往那荒郊野外随手一扔，也挺方便的。
大才子苏轼写给鄂州地方官朱寿昌的信中便建议到，希望“故杀子孙，徒二年”的法律规定，能够切实推行到鄂州各县各乡村之中，警醒底层百姓杀婴是要付法律责任的。
可惜了，法不责众。
是以，在王迪的思想观念当中，那个官与民俱是特别富有的宋朝，生子不举这回事，竟然成了最为突出的社会伦理问题。
一直到了有着“六贼之首”名号的蔡京，上了份箚子提出了倡议，宋徽宗在任期间推行《居养法》的时候，全国各地这才陆陆续续涌现了名为“居养院”的慈善机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一下全国各地的鳏寡孤独贫穷者。
其中，特别规定了“遗弃小儿，乃雇人乳养”的律法，尽最大限度保证那些被遗弃孤儿的生存问题。
只不过，认真翻阅着手中档案，查到南宋时期创办了慈幼庄的江东转运副使真德秀，及设立婴儿局的湖州通判袁甫这二人以后，时至今日，有关抚育遗弃婴孩的慈善机构，竟特么绝迹了！
无论是官办的，还是民营的，亦或是由寺庙道观主持经营的涉及到育婴慈幼性质的机构，统统没有了。
按道理来说，算得上是孤儿出身的太祖高皇帝，应该比较重视这一块啊。
老弱病残，其中的老、病、残，还有亡者都有人照料了，为何没有一点生存能力的弱小婴孩，就没人管呢？
随口问了下当值的那位精于史学的侍讲学士范宗，出乎王迪意料的就是，他本以为这位不食人间烟火，一门心思都放在了书籍上面的书呆子，会给出诸如“云蒸霞蔚开新韵，海晏河清享太平”这一类的无用言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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