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眼下倒也不必考虑太多意识形态问题，毕竟是门内决之。
既然这个李充愿意承担代价，沈哲子自然也不会跟他客气，交钱吧。
身受后世观念影响的沈哲子，在时下而言其实其内核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法家刑徒，无论是想要推动社会变革的用心，还是在面对具体事件的价值观上。
不过倒是有一点，对于“杀人偿命”这个准则，沈哲子倒是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所谓杀人偿命更重要应该是用来预防犯罪，用生命为代价来震慑那些潜在的凶徒，而不是案犯后一定要追逐的一个必然结果。
所谓的人命最重要，人命只能用人命来偿还，在许多现实处境中，这只是一句屁话。尤其对于情感需求较弱的被害者家属而言，杀人偿命未必符合他们的期待。
假使一人遇害，尚有年迈父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儿女，作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人死了，就算抓住凶徒处死，这个家庭仍然处在崩溃的边缘，生活将无以为继。如果在一个福利良好的国度，这个家庭的生存负担会转嫁到整个社会，如果在福利不备的社会，那么只能自生自灭。
将当事人家属的情感需求和现实需求纳入到判决的考量中，这应该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这对眼下的境况而言，其实很遥远。哪怕在后世法制已经相当健全的时代，公信力仍然频频遭受质疑。
眼下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笔糊涂账。劳役误伐，诚然有错。而李充怯于沈家的权势，选择私刑而非诉讼，也是一个无奈之选。
沈哲子眼下不任廷尉，本身就没有代表公权力的立场，如果一定要求杀人偿命，那么事情就变了性质。这不是主持公道，而是转变成了他和李家的私怨。
李充虽然不乏敢作敢当的觉悟，但是仍然不认为自己杀人有错，他所认下的罪责也只是擅闯丁营而已。这倒不足表明一个人的生性凉薄，而是时代的局限性。
沈哲子也不跟他谈什么人道主义精神，只是除了原本的罚金之外，又勒令李家必须派出相等的人丁，承担那几名遇害者该承担的劳役。
这些代工的事功记在苦主家眷头上，再加上钱财的补偿，沈哲子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剩下的，便是吩咐沈牧去问责当日监督这几名劳役砍伐的吏目，由丁营再拿出一部分补偿来。
原本他不必要做这么多，但世风的扭转就是从点滴而起。看似一件寻常小事，对于整个丁营的劳役们情感上都是极大的抚慰，因为他们的性命已经开始被尊重。
有江夏公卫崇的面子在，李充的罚金，沈哲子暂且签下来，于是李充便重获自由。
事情解决后，卫崇便起身告辞：“今次真是多谢维周，来日我在家中设宴，维周可一定要过府一叙。”
“江夏公不必如此客气，我也没帮上什么。终究还是李君自己识见豁达，即便我不出面，也能免去许多事端。”
沈哲子起身笑语道，不过话虽然这么说，如果没有卫崇出面，这件事终究还会有许多波折。最起码自己是没兴趣过问这件小事，而沈牧来处理的话，未必就会罢休。
事情虽然解决了，卫崇却有些意兴阑珊，因为李充的言语，让他感觉自己这人情有些发虚。不过他还是转望向李充，笑语问询道：“弘度可要与我一同归家？”
李充摆摆手，施礼道：“劳烦江夏公亲行一趟，已是惶恐，岂敢再劳。而且先墓被损，还没来得及仔细拜望，眼下既然已经无事，理应前往叩拜请罪。”
“那好吧，我就先行一步了。不过弘度也要记得着人归家传信一声，不要让家人过分担忧。”
卫崇这话已经透出一丝不满，言外之意如果不是其家人请托，自己也未必就会出面。
“江夏公慢行，来日定当再登门道谢。”
李充也察觉到卫崇的小心思，态度端正的将人送上了车驾。只是在他转过头时，便看到沈哲子正站在不远处笑吟吟望着他，神态颇有几分玩味，当即便回以一笑。
看到李充与卫崇的对答，沈哲子大概明白了为何这李充至今仍是寂寂无名之辈。
江夏李氏可不是什么寻常门户，否则也不会与清望一流的河东卫氏结亲。单单这个李充的父亲李矩，便曾经坐镇江州重镇。那还是在东海王司马越执政的后期，可见哪怕在越府当权的局面下，即便不是越府旧部，李家也是不弱。
而李充的伯父李重，则更加不得了，在中朝名望便极高，二十岁的年纪便担任本国中正，可见时誉之高。而李重的儿子李式，过江之后官至侍中，虽然不及方镇位重，但用后世一句话说也是简在帝心的清贵近侍臣子。
更不要说李充的母亲卫夫人，出身名门，又有非常高妙的书法造诣，还与琅琊王氏这南北第一高门保持着良好的来往和互动。
如此一个家世，这李充居然到现在还未有显名，也算是一桩异事。
不过通过今天的接触，沈哲子倒是能看出来些许端倪。这李充虽然出身清贵人家，但却不乏刑名之学的作风，能够就事论事，而且还敏于机变，这本身就与时下崇尚简约玄虚的名士做派相悖。
法家本是务实之学，累世都有传承，到了后世民智开启，更是备受推崇衍生出许多新的理论。但是在时下而言，因为那种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理念近似刻板，少了人情，不能大行于世，所以“学承申、商”在时下而言，是一个贬义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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