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实说。
作为一名国际顶尖的物理学家。
亲自担任过曼哈顿计划...也就是海对面核弹计划中Alsos项目负责人的塞缪尔·古兹密特，在阅历这块无疑称得上丰富。
他见识甚至自己提出过很多稀奇古怪的理论，其中有些理论在当时甚至称得上离经叛道。
比如当年他和乌伦贝克共同提出的电子自旋概念，这算是个“异端”的典型了。
这个理论提出于1925年，在那个年代，电子一直被视作一种点电荷。
于是古兹密特提出的自旋概念一经提出，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量抨击。
虽然最终的计算证明他和乌伦贝克的理论是正确的，但在物理学界得出公论之前古兹密特确实一直被视作了异端。
在最初的那两个月，甚至有人叫嚣着要把他们送上绞刑架。
或许是这种经历使然吧。
在担任《Physical Review Letters》......也就是赫赫有名的《物理评论快报》总编辑后。
古兹密特对于很多投稿其实是抱有很高忍受度的，轻易不会发出太激烈的言论。
例如过去两个月内。
他便和一位自称推翻了波粒二象性的英国民科交流了很久，最终以扎实的理论功底顺利让那个民科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据说那个民科已经放弃了推翻波粒二象性的理论研究，开始鼓捣起了......永动机。
好吧，具体搞啥并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古兹密特一直认为以他的经历为参考，世上没有哪篇论文会让自己出现失态的情况。
但是.....
此时此刻，古兹密特发现自己错了。
尽管内心疯狂的在告诫自己要冷静，但他说话的时候还是忍不住用拍击着面前的办公桌：
“约翰先生，圣子与圣父在上，你这是和我在开愚人节玩笑吗？”
“如此美妙的早晨你不去和蒂拉女士讨论O型空间与帧频的出入关系，居然跑过来告诉我那些华夏人在粒子物理方面取得了突破？”
“开什么玩笑？他们知道粒子物理是什么吗？”
古兹密特确实有些生气。
不久前他刚准备趁着期刊没啥投稿出门钓鱼呢，结果自己的好友兼《Physical Review Letters》的外审编辑约翰·屈润普忽然找上了门。
见面后约翰兴冲冲的递来了一篇论文，并且告诉古兹密特.....
这是华夏人在粒子物理方面取得的成果，探究还的是基底模型！
听到这番话，古兹密特的嘴巴便先于脑子做出了反应：
这绝不可能！
华夏人在粒子物理方面有了突破？
这tmd开什么玩笑？
那可是理论物理！
看着有些失态的古兹密特。
站在他对面的一位金发男子忍不住正了正自己胸前的红色领巾，缓缓说道：
“古兹密特先生，华夏人当然知道粒子物理是什么东西，没人比我更懂华夏。”
“您别忘了，正电子的发现就与华夏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一颗反超子还是华夏科学家首次发现的呢——在那之前，整个物理学界白白忙活了27年。”
古兹密特的气势顿时一滞。
不得不说，约翰举的这两个例子确实很能打。
他提到的正电子发现，便是赵忠尧院士当年留学时取得的成果。
当时赵忠尧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书，师从该校校长、诺贝尔奖获得者密立根教授。
在一次实验过程中。
赵忠尧发现了硬γ射线在通过重物质时，会产生的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
于是他将这一重大发现写成两篇论文，在1930年5月、10月先后公开发表。
这实际上是正负电子对的产生和湮灭过程的最早实验证据，最终被卢瑟福完善，诺奖也由此颁布给了卢瑟福。
另一个反超子则是王淦昌在毛熊时取得的贡献，而且发现的时间就在两年前。
当时王淦昌与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共同署名的那篇论文，还是由古兹密特本人经手的呢。
也不知道是不是自知理亏。
在听到约翰的这番话后。
古兹密特便立刻轻咳一声，语气不由得放缓了些许：
“约翰先生，我之前的话确实有些冲动了，我承认华夏在粒子物理方面确实有一些优秀甚至顶尖的人才。”
“但是.......这篇论文可不仅仅出自华夏人之手那么简单，更关键的是它寄出来的地址——这可是东方的那个国家！”
“所有人都知道那个国家缺乏让理论物理人才施展才华的土壤，据我所知，当初那些回华夏的留学生里，有不少人都转职做起了应用物理研究的工作。”
“他们没有外文期刊参考、与国际成果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壁垒，更关键的是没有实验设备进行研究......”
说到这里。
古兹密特忍不住朝约翰摊了摊手，摇着头道：
“约翰先生，你告诉我他们怎么讨论出的底层模型？”
说实话。
古兹密特并不是那种极端敌视或者歧视东方人的科学家。
虽然他参与了曼哈顿计划，但自身其实是个标准的反战与和平主义者。
当年赵忠尧在海对面留学的时候，古兹密特便与他有了不错的交情。
后来赵忠尧留在海对面收集核武器资料，古兹密特还为他做过担保人支付了20000美刀的担保费用——那时候古兹密特的月薪也才1200美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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