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都是事实，实际上这些年来，军户士兵逃亡事件愈演愈烈，朝廷越来越重视户籍制度，远行要发路引，未尝不是由于这些现象的出现，才需要加强对百姓的流动控制，旁人如何反驳？
夏浔道：“故此，臣以为，完全施行军户制，不够妥当。尤其是在辽东，军户多来自于内地，远离故乡，从此却要扎根于彼，生生世世不得再离，军心民心，更加难定。而归附的辽东诸部，不在我大明军籍，永远也不能充为我大明官兵，这也不利于他们为我所用、彻底融合的政策。因此在辽东，军户制度应当做些改变！”
丘福又问道：“那么，以辅国公之见，辽东军制，该当如何变革？”
夏浔口口声声把军制改革限制在辽东，丘福的抵触情绪果然轻了许多，只要夏浔没骑到他的头上指手划脚，只在辽东那一亩三分地上折腾，丘福眼下还是不愿同气势更炽，在皇上跟着愈加受宠的夏浔正面对抗的。
夏浔脸上微微露出了笑容，亢声说道：“考究自先秦两汉，直至如今的建军之策，大致有征兵制、府兵制、募兵制……”
夏浔做足了准备功夫，这一番言谈，从先秦到现在，各种兵制的优缺点都说得一清二楚。似府兵制那种养兵方法，起源于北魏，本就是少数民族政权闲时牧、战时兵的一种养兵之法，唐初以均田制养府兵，将这种制度发扬了光大，可是均田制一破坏，府兵也就烟消云散了，如今根本没有推行的条件。
说来说去，最可用的政策只有募兵和征兵这两种，募兵主要是从东汉开始的，中间被府兵制所取代，到了宋朝再度发扬光大，事实证明也是不成功的。那年头，好男不当兵，东汉和宋朝的募兵制，最终使得兵员素质持续下降，军纪败坏，根本不堪一战。
而征兵制呢？在阶级分明的年代，行政实施能力是个大问题，夏浔的解决办法是，主体采用募兵制，部分采用征兵制的特点，建立精锐常备兵团，同时部分保留军户制，建制上形同于宋朝的禁军和厢军，却又不尽相同。
朱棣起兵靖难时，因为兵员短缺，曾经施行过募兵制，广募北平、保定、永平三府青壮从军，百姓未必愿意当兵，尤其是那种情况下，实际上就是强制性的征兵，这种兵制在他登基之后才停止。
在实际的历史上，明帝国对于军队建设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后来土木堡之变，大军丧失殆尽，明景帝就曾招募天下义兵。再往后，如戚继光募兵所建之戚家军，俞大猷募兵所建之俞家军，都堪称劲旅。征募士兵组成的军团战斗力普遍较军户制军团要高得多，这一点不止朱棣清楚，在场武将心里都清楚。
因此，夏浔一说，朱棣就马上了解了这项兵制改革的优劣，不觉大为意动。实际上他现在的主要心理障碍，倒不是对夏浔所倡议的兵制改革有想法，而是担心两点，一是这样做是改变祖制，而眼下，还没有什么影响军队、军力的严重情况，需要朝廷做出重大变革，另一点就是军费开支势必要比军户制大得多。
所以，尽管夏浔已将其优点充分阐述，众文武一时也提不出强有力的反对理由，朱棣还是有些犹豫，不能马上下此决定。等夏浔说完，其余大臣也没有什么意见表达，朱棣便道：“杨卿所言自有道理，但是军队之制，国之大事，不可不予慎重，此事不急于决断，众爱卿回去之后好生思量思量，权衡利弊，三日之后，再作决议！”
朱棣做出这番结语的时候，朝鲜户曹判书刘宋耕刚刚跨过鸭绿江。
而开原城里，在呼和鲁等人有意的挑唆和煽动下，一场暴乱也开始了。
在阿木儿等人的策划下，分居各堡塞的族人分别以传播谣言、有意煽动、直接和间接参与的方式，已经挑拨得各族势力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了。
左丹所领的秘探只是直接隶属于夏浔的一班特务，他们虽然在盯着了阿木儿等人的行动，但是事发前并没有意识到“桦古纳”部落族人所参与的一些口角、斗殴事件，就是他们正在策划的阴谋，因为各部间的口角冲突，以前就有，“桦古纳部落”的人打些短工，他们参与的群体和其他群体发生矛盾，这种行为太隐蔽了，不宜察觉其中更深层次的目的。而且左丹他们也不可能直接去见张俊或司汉超，叫他们晓得夏浔身边还有这样一支秘密力量。
于是，不断的磨擦造成日益紧张的气氛，帮汉商打工的伙计呼和鲁又有意刺激，激怒从哈达城来的商贾出口伤人，汉商本来就自觉高人一等，如何能忍，立即反唇相讥，争吵迅速演成为一场斗殴。
混杂其间的“桦古纳”族人煽风点火、添油加醋，从哈达城赶来的商贩们头脑发热、积怨暴发，斗殴再度升级，变成了对汉商的打砸抢，当鲜血和财帛晃花了人们的双眼时，暴乱已不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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