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外找房，说难也不难。
难的是这年头确实缺房，哪儿哪儿都缺。
再大的国营单位，踮着脚尖等着分房的人都能排到十年二十年之后去。
这是连国家都在发愁的事儿。
像今年年初，《京城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出台，京城政府的首要目标，就是大兴土木建住宅楼，以缓解住房缺口问题。
而不难的是，任何东西只要有需要，那就会有市场。
不管这个东西有形还是无形，法律允许不允许买卖，这个市场是明处还是暗处的。
只要你有钱，总能通过花钱来解决问题。
像物资匮乏、饥饿横行的年代，各种票券比钱珍贵得多，国家完全实行的是配给制。
可即便如此，倒卖票券现象也一直长期存在。
还有友谊商店，外面用人民币买不到的东西，商店里面用外汇券都能买到，甚至还能有折扣。
所以外汇券也就有了交易市场。
哪怕在国家不允许买卖的情况下，这玩意也依然成为了一种高贵的货币，远比人民币要值钱。
房子是同样的道理。
尽管从建国之后，公有房屋就开始实行调配制。
私房也开始了所有制的“改造”进程，以赎买方式逐步收归公有，不允许个人再出租、再交易。
但相关制度稍加放宽，社会形势稍作缓和，房屋的私下交易和出租就开始死灰复燃。
并以极为旺盛的生命力遂成星火燎原之势。
事实上，哪怕没有私房，这事儿都堵不绝。
公房就以某种特别的方式，在换房站里变相的成为商品了。
谁都知道，在这年头，单位分房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福利，但如何分配却不一定是公平的。
那些掌握多余房字的房主无不是沾了“公房”光的人。
都是凭借着职务、地位、老资格和人际关系，在单位分房时多占了住房的主儿。
对他们来说，分到手的房子就等于吃进嘴里的肉，谁也不会再吐出来。
然而房子要是太多了，光摆着看，也够闹心的。
自然而然，他们就想出了把房送到换房站来寻找买主的办法。
说白了，他们来换房站真正的目的不是换房，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倒卖公房。
双方一旦谈好了条件，根本就不经过换房站的手续。
而是转头一个带上钱，一个带上本儿，去房管所办过户，把经租人变更就行了。
说得再透彻一点，就是倒卖承租权。
这种事儿持续的时间一长，不光换房站的人见怪不怪了。
甚至这里也像其他灰色交易似的，在门口形成了地下市场，养出了专门吃这一门儿的“房虫子”来。
干这个的，人员构成极为复杂。
有社会闲散人员，有房管部门退休职工，有房管部门在职人员的亲戚，有解放前就吃这碗饭的“拉房纤儿的”，有在家吃“劳保”在外挣外快的，也有离退休人员和在职干部子女等等。
总之，“房虫儿”可以说包括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
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社会上交际面广。
至少得有闻着味儿找房源的本事，才能吃这碗饭呢。
以上的这些，就是宁卫民从换房站那些人嘴里得知的消息。
那想想看吧，这对现在的他来说是多么的有利啊？
他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
既然有这么一条路走，搬迁的问题还难吗？
甚至在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宁卫民是特别的后悔呢。
不为别的，他后悔自己知道这情况太晚了。
否则，他哪儿还用四处寻摸地儿，苦于无处搁他的收藏啊。
现在一看，合着头几年，为了房子烦恼全是瞎折腾，他白着了多少急啊。
当然话说回来，这个“知道晚了”也是相对来看的。
正因为肩负着为康术德追回马家花园任务，宁卫民一直没忘了托关系找人。
江惠和李仲才会投其所好，把孟毅介绍给他。
否则他又去哪儿了解相关政策？压根就没机会知道。
实事求是的说，对于这个没有网络的时代而言，信息的传播速度实在太慢了。
但也因为这个，信息才分外宝贵，具有很高的价值。
宁卫民如今能搞清楚这个消息，已经着实不错了。
非但不晚，而且还得说很走运，恰逢其时才对。
为什么？
原因是明摆着的，就因为1984年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关键转折点。
因为这一年是我国在改革开放阶段，劳动力开始大迁徙的起始之年！
众所周知，我们国家一直实行的是城乡二元制的户籍制度。
尤其1958年以后，由于国家物资紧缺，粮油副食开始实行配给制，按户口领取。
那么这种情况下，农民就是进了城，也没法生存。
但到了1984年却不一样了。
由于连年丰收，我们不缺粮了。
不但城市的粮油政策因此放开了，同时农村也出现了劳动力过剩的问题。
所以国家才会出台文件，鼓励农村个体工商户自理口粮到城镇摆摊设点。
甚至对于有条件的，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还可以在城里开店经营。
这就等于是说，如同清朝雍正皇帝推行“摊丁入亩”一样。
共和国就此给了农村劳动力以自由，城市面向农村打开了大门。
农民从绝对无法进城的“红灯阶段”，开始跨越到可以有条件进城的“黄灯阶段”。
这就意味着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对于农民不再是禁区，必然会形成滚滚人流的迁徙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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