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平发明水泥，获奖2000两白银，连帮忙的四个人都获奖500两白银。这个消息在中华日报一登出，立刻引起了轰动。
《明报》和《新青年》两份报纸，率先引燃了论辩大战。
大明本来对报纸管控极其严格。印刷品议论朝政或者边防，下狱、杀头都有可能。
可是到了万历末年，朝廷乱事缠身，皇帝懒政不临朝，各级官员缺编严重，结局就是：大明进入了一个开明的时代。
开荒团的《中华联邦日报》，现在转移到上海，更名为《中华日报》。因为有开荒团的背景，这报纸消息灵通，笔锋犀利，最开始发行1000份，一个月后，就是5000份。到现在创立半年多时间，发行量已经达到每期四万六千份。
后世一份报纸几百万份发行量也不稀奇。可是这个时代，交通靠走，通讯靠吼，这两万多份报纸发行量可相当了不起。
每天都有快船快马，把报纸向各个方向送去。每份报纸四开，各个城市定价不等。京师的定价是每份20文，相当于后世二三十元，这已经不是普通百姓消费得起的了。
可是京师硬是有2000份订阅，而且还在稳步增长中。
花个几十，可以知道天下大事，达官贵人真不差花那几十。高档的茶坊酒肆也不差那几十。再后来低档的茶馆，就出现了读报人这个行业。
李易是没打算把报纸当盈利性行业来经营的。可是陆绍珩不干。他觉得文人的字不能搞得不值钱。
李易无法，也就随他去了。
李易这性格就是个大而化之的性子，反正大致的路子我告诉你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怎么搞，你自己决定吧，也算用人不疑。
结果陆绍珩的来钱道多了，第一就是各地豪商的加急订阅。
现在这个时代，信息就是金钱。山东的一个小商人，就是看到小作坊主要移民台湾种棉花的信息，抢先收拢了两万优质灾民，就是人正壮年，儿女很少的，每天就搭了点儿粮食，带着这些人沿运河南行，结果那些懒作坊主每500人给了他30两好处费，一下让这个商人赚了1000多两银子。放在后世就是百万富翁。
这个励志故事，让许多人迷上了挖掘琢磨《中华日报》，这才真的是报中自有黄金屋呢。
陆绍珩就靠卖报纸，就已经大幅盈利了。
李易很想告诉陆绍珩，还可以登广告赚钱，几次欲言又止，后来干脆不提了。因为他有一次正碰到冯梦龙登门求把自己的《醒世恒言》连载在报纸上，陆绍珩居然还要收钱，冯梦龙居然没有一点儿要稿费的意思，在讨价还价，希望少交点钱。
李易当时就有些晕，这陆绍珩一个品德高尚的文人，怎么一转眼就充满了铜臭呢？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亏得李易对冯梦龙那是久仰，才做主免费连载《醒世恒言》，冯梦龙连连道谢。李易总算明白了，这个时代，根本就没有什么版权法。文人作品，都是互相传抄，想刊刻成书，个人谁敢？万一书里那一句犯了忌讳，灭九族的大祸都可能摊上。
可是人家陆绍珩不怕，自己看好了，啥都敢发。大明官府，哪个敢到上海报馆抓人？不用说上海，在南京新江口，也没人敢惹人家报馆啊。难道还想给皇帝惹点儿麻烦？
看着陆绍珩的《中华日报》风光，许多读书人忍不住了。这不能让他一枝独秀，专美于前。咱们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南京很快就一帮子年轻人搞了一份报纸《新世界》，领头人就是张岱和王月生。
张岱世代书香，家财万贯。王月生的剧院已经开张营业，日进斗金。王月生不仅长了一个好模样，一副好嗓子，还写得一手锦绣文章。这王粉都是铁粉，还是高知，《新青年》一发行，就成了大明年轻知识分子的阵地。
一时间，洛阳纸贵，虽然局限江南，局面小了些，可是订阅直追《中华日报》。再加上人家王月生是李易弟子，起码人家王月生这样说的，《新青年》直接就在新江口落地了，既然有了保护伞，报纸也是大放厥词，百无禁忌，大受青年人的追捧。
《明报》则是半大明官方的报纸。由南京翰林院主办，都是饱读诗书的学究，自然看不上《新青年》，打嘴仗多是这两家报纸，《中华日报》一般置身事外。
可是一般情况下，扔炸弹的都是《中华日报》，这一次也不例外。
这一次，两家报纸辩论的就是重奖工匠该不该。
可是辩论起点是正常的，很快辩论就升级到针砭大明的等级制度。
《新青年》从杜方改良纺织机器，到底具有多大商业价值谈起，质疑把工匠放在社会最底层合适不合适。
《明报》则从祖宗之法不可变，太祖的规矩，那是可以随便质疑的吗？
可是你扣再大的帽子，奈何这帮年轻人有李易做靠山，根本不怕，语言是越来越犀利，最后终于发展到彻底质疑国家大政方针了。
这一下这《新青年》是出够风头了。尤其是王月生，一个女子，笔锋犀利不下须眉。而且别人是笔名，藏了身份。王月生是女子汉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直接就是王月生这名字，这一下，这名字就直达圣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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