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土地改革制度大纲】以后，执委会也立刻展开了积极的讨论。
财政部部长贾振召首先道：“我看前【大纲】第二条中‘对少量地主将适当给予补偿，’，这里的‘少量地主’ 到底俱体是指那种地主，有没有什么标准，还有第三条的第二小条中对富农，半地主富农‘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份或全部’， 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征收富农、半地主富农出租的全部土地，什么情况下征收一部份土地，也没有详细的说明，而且在【大纲】中有很多地方写的是‘适当给予补偿’， 但这个‘适当’ 到底是指什么，是指货币补偿，还是其他方面的补偿，如果是货币补偿，那么怎样计算，按市场价格还是我们指定价格？如果是其他方面的补偿，又会是那些方面。”
贾振召说完以后，立刻引起了一阵议论的声音，因为有很人都看出来，在这些应有俱体数据的地方确实写得十分含糊，因此贾振召提出的问题也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意见。
不过顾瑞鹏和曾东对此也早有准备，听完了贾振召的发言以后，曾东道：“这些方面确实没有俱体的标准，因为我们现在缺乏土地改革的实际经验和数据，主要是参考旧时空的土地改革运动，这是没有办法制定出一个俱体的标准，如果随便制定一个标准，那厶不仅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会给我们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万一标准定高了，我们做不到，只会有损我们政府的权威性，而如果定低了，造成这部份地主、富农、半地主富农不满意，也同样达不到我们的初衷，因此不如采用一个模糊的态度，俱体事件俱体对待，根据当时、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同时双方协商进行确定，这样反而更好一些。”
顾瑞鹏道：“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标准，而是也有一些俱体的原则，一是看地主、富农、半地主富农是否支持我们的政府、支持并配合这一次土地改革，如果有这些方面的实际行动，并能起到一定的带头示范效应，则可以考虑补偿的标准定高一些，征收的土地也可以少一些；反之，如果是敌视我们的政府，在土地改革中消极应对、阻挠，甚致是暴力抗拒，补偿当然要少一些，甚致没有补偿；二是看这部份地主、富农、半地主富农的经营收入情况，如果他们过去是以土地收入为主，则可以考虑多用货币补偿，如果还有其他经营，则可以在免税、免租方面减少；三是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考虑，如有的地主在地方的名声很好，威信很高，就可以考虑多补偿一些，当然前提是不能反对我们的政府和这次土地改革的进行。”
资源部部长安显桂问道：“土地所有者只有经营、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但没有出售土地的权力，这样做好吗？虽然我们是实行的土地公有制，但土地的使用权应该还是可以转让的，在旧时空里，我国不就是可以转让土地的使用权吗？这样让善于经营土地的农民、包括一部份地主有获得较多土地的机会，能够更好的发挥他们作用，这样也就更能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
曾东道：“这一点我们考虑过，从农民的立场来说，不到万不得己，一般是不会转让或是出卖土地的，而且在现阶段，也不宜允许土地的使用权自由转让，因为现在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生产还是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那么土地也就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因此一但开放土地的使用权自由转让，势必会导至新一轮的土地兼并，而且按照我们的土地改革制度，由于并不没收地主的其他财产，这一来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地主、富农、半地主富农在经济上仍然要强于绝大部份中农、贫农，那么他们仍然是新一轮土地兼并的主力军。而一但新的土地兼并开始，再想停下来就是将当困难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才认为在目前允许土地的使用权自由转让，是弊大于利的。至少要等我们初步实现工业化，这样土地不在是主要的生产资料，而且工业的发展也可以消化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才能开放土地使用权的自由转让。在旧时空里，我们也是在实现了初步工业化之后，才开放了土地使用权的自由转让。”
工业部部长鲁宏道：“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农业部和司法部考虑过没有，转让土地使用权也好，土地自由买卖也好，尽管会导到土地兼并发生，但在中国古代，土地几乎是一般农民能够在短时间变现的唯一资产，一但家庭发生变故、或是发生天灾，大部份农民都可以靠出卖土地渡过难关，尽管这只是一次性的，但有一次也比没有好，而现在我们禁止土地使用权的自由转让，一但农民急需资金怎么办？”
曾东道：“这一点可以通过成立农村合作社或互助会，给农民提供底利率的小额代款来解决，这不仅能够解决农民的燃眉之急，同时还可以打击农村的高利贷，当然这需要我们尽快成立完善我们的金融系统，不是我们农业部和司法部能够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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