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右翼蒙古方面的应变思路，高务实之前就有过一些规划，简单的说，就是趁俺答去世的时机，将把汉那吉推上位，取代辛爱成为大汗，然后劝三娘子嫁给把汉那吉，同时将辛爱所部转赐给三娘子之子布塔施里。
他把这个思路说给朱翊钧听，朱翊钧听罢，没有立刻答应，而是皱着眉头道：“朕知道蒙古人婚嫁规矩不合礼教，但钟金哈屯算起来应该是把汉那吉的祖母辈，这……好么？”
高务实解释道：“皇上既然知道蒙古人不讲礼教，又何必在意这些？蒙古人只要不是血亲，别说祖母辈，便是曾祖母辈也是无所谓的。对我大明而言，无须在意他们之间的名分怎么定，只要保证土默特依然恭顺即可。”
朱翊钧想了想，问道：“那么，把汉那吉和钟金哈屯二人，互相之间会愿意吗？”
“皇上若不放心，此事臣可以想想办法，咱们先不要通过朝廷或者边臣接触他们，且由京华方面暗中向他们提起此事，如此既可以试探他们心意，也能不失转圜之余地。”
“这倒不错。”朱翊钧点头赞许。
其实他之所以犹豫，本就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担心乱点鸳鸯谱，然后惹得把汉那吉和钟金哈屯两人都不满意，结果反而坏事。既然高务实把这件事揽了下来，那就相当于是以私人身份去进行试探，这就可以把朝廷撇出来，免得朝廷一开口，就没法挽回了。
今日小讲，除了高务实这个讲官之外，就只有沈鲤一位讲读官，他的职责主要是记录，一直也没说话。
不过高务实并不担心他泄露机宜，因为沈鲤跟他不仅是“同党”，而且还是“同乡”。
沈鲤是河南归德府虞城县人，在这个时代来说，和高务实是正经的乡党，加上他又是嘉靖四十四年的进士，脑门前已经雷打不动的贴上了高党的标签。
沈鲤此人，在历史上是与沈一贯作对而闻名的，而这也为他留下了千古美名，在他去世后，朱翊钧曾亲笔为他题写了祭文足足四篇，称其为“乾坤正气，伊洛真儒”。
在原历史上，高拱既是他的主考官，又是他的同乡，他都不肯私谒高拱，以至于高拱把他当成沽名钓誉之辈而不闻不问，打算先磨一磨他的心性。这一世却有所不同，因为高务实知道沈鲤的为人，也知道他的前途，所以一直与其交好，慢慢才将他拉进昔日高党的核心圈子。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沈鲤能出现在高党之中，其实是由于高务实的缘故，这也就使得他对高务实比对整个高党还要重视。
这样一个人，高务实当然是不担心他会泄露机宜的。
蒙古应变这件事暂时就先到这里，接下去高务实写信召回坐镇成都、正在想办法打通西南商路的曹淦，让他亲自出马把这件事落实下去。
曹淦在京华集团的地位相当高，乃是未改姓家丁中的第一人，尤其特殊的是，不同于海贸和海上力量被分为各私港以及现在的南北两洋舰队，京华的陆路“外贸”被集中掌握在京华商社，而曹淦则从头到尾一直负责京华商社，至今已十年有余。
这种资历，在整个京华的“家丁系”中，只有高陌和高瑞(高小壮)两人能比。
但相对来说，高陌算是坐镇中枢，负责的是全京华的监察系统以及高务实的个人安保；高瑞是坐镇开平这个京华工业体系的核心重镇，算是“管生产”，都不负责“直接来钱”的商贸，因此曹淦的地位在商贸口尤其独特。
不过曹淦在成都接到信之后，二话不说，甚至没等过夜，当天就启程往京师赶。
其实这件事在曹淦看来，本身就是自己提出的，要不是上次自己向老爷汇报，说不定老爷现在还不知道土默特内部已经有了分崩离析的苗头。因此老爷召他回京主持这件事，在他看来也是理所应当。
当然，他急着回京还有一个私人原因：儿子曹恪回来了，据说老爷对他颇为满意，给他安排好了身份，以京师户籍让他去考童子试，看能不能拿个生员身份，如果表现好的话，明年接着参加顺天乡试。
家丁身份其实有各种好处，简单的说就是背靠大树好乘凉，但也有一个麻烦，就是一般不允许参加科举。如果要参加科举，主家首先要同意，这是肯定的，但有很多麻烦的手续要办。
嗯，其实一般而言，主家都是不同意的，道理很显然：考了功名，就是人上人，将来主家还压不压得住他，就不好说了——万一这厮读书厉害，不止是考了个秀才，后来又考了举人怎么办？甚至万一的万一，人家考了个进士，自己就成老爷了，那这主家还有个鬼的压制力？
不过高务实显然是个例外，他的态度是任你考，你便是考个进士又如何？我这六首状元是跟着你闹着玩的？
就算你做了进士老爷，你脑门贴着一个斗大的“高”字，我对你恩重如山，这是天下人肯定会公认的——要不然你能参加科举吗？
所以，就算曹恪考中进士，只要他做出任何对高务实不利的举动，都相当于自杀——政治自杀。
真正的牛逼，不是体现在欺负弱小，更体现在培养和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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