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重骑兵们万万没有料到，一贯以冲击力着称的他们有朝一日会陷入步兵的包围之中。他们尤其没有料到的是，这批步兵不仅防具甚佳，失去马力加成的弯刀很难对他们造成致命伤，挂彩归挂彩，几乎全都能继续作战吗，反而他们的刺刀会对自己造成巨大的威胁。
虽然坐在马上使重骑兵们的上身要害离明军较远，通常难以直接杀伤，但胯下的战马以及他们自己的双腿，却全都是明军刺刀的上佳目标。
蒙古重骑兵们此时忽然有一种荒谬的感觉，那就是宁可他们刺伤自己的双腿，也别是刺中了战马。刺中自己的双腿固然血流如注、痛彻心扉，但人毕竟是人，是会思考、会判断、会衡量局势的，这种千钧一发之际，其实尚可暂时忍耐一下。
可那刺刀一旦刺中战马，不拘刺中何处，战马肯定痛到发狂。此时此刻，任你骑术再好也不可能和畜生较劲，而一旦落马，那就全完了——至少三四把刺刀一定会如影随形而至，根本没有活路。
好在此时他们身后的轻骑兵也加入了战场，吸引了大批明军“小鸳鸯阵”上前迎敌，给他们这些重骑兵们缓了口气。
然而，轻骑兵们因为战场宽度不够，也没法施展平时的斜击战术，只能硬挺挺地直冲进来。虽说此时没有火枪兵给他们当头棒喝了，然而缺乏马匹具装又同样使用弯刀的蒙古轻骑兵们，防护能力比重骑兵更差，单纯是靠着兵力优势才堪堪与明军缠斗出一个不胜不负的局面，实际上根本改变不了大局。
不够宽阔的沿河战场现在成了蒙古人的催命符，以至于在骑兵兵力占优的情况下迟迟打不开局面，反倒被数量劣势的明军步兵给拖住了。
若是在往常，蒙古骑兵面对这种局面肯定一撤了之，他们有足够的理由不打这种呆仗。正如同三百年前蒙古骑兵第一次西征时那样。
第一次西征后期的喀尔喀河战役(1223年5月)，哲别与速不台率领不足三万蒙古骑兵面对斡罗斯与钦察的十万联军。蒙军就连续撤退九天至有利地点——喀尔喀河畔。追了九天的联军队形混乱，蒙古骑兵遂发起突击，两翼也很快包抄到位，一举击溃敌军。
此役中联军方面一共有七十位贵族阵亡，六个斡罗斯王公被处死，加上后来的围城战，联军损失约五万人，而蒙古人的伤亡根本微不足道。
撤退，对于蒙古骑兵而言绝对不是什么耻辱，它从来都只是一种战术动作，和战场上的士兵进行刺、挑、劈、砍别无异处。
可惜的是，这个再正常不过的战术动作现在不被允许了。
布日哈图黄台吉在战前已经三令五申下达过严令，除非后方有令，否则他们这一次攻击就只许进、不许退。
虽然蒙古帝国的辉煌早已是昨日黄花，但成吉思汗立下的军规依然有效。蒙古战士军纪严明，没有人会为抢劫财物而放弃追击和战斗，违抗命令不进攻者将被斩首。
而成吉思汗对逃兵的惩罚尤为严厉，未获准而擅自撤退的都被视为逃兵，会面临连坐惩罚：“十人队中有人逃走而其他人没有当场制止，全队死刑；如果十人队全逃了，则该十人队所属的百人队全部处死。”
换句话说，逃跑或撤退只能决定于上位者，士兵是没有自主选择权的。士兵的选择只有两种：从命，或者死。
既然如此，那自然宁可战死也不能逃了。部族家人都在大汗的统治之下，逃有什么意义？何况苟且偷生也不符合蒙古人多年来被灌输的勇士思维。
重骑兵、轻骑兵们都只好咬牙苦战，寄希望于明军在他们的勇敢面前自行崩溃，就像二三十年的明军那样。
然而曹簠显然不同意也不会允许出现这种局面，他是见过二三十年前的明军的，虽然眼前的张万邦部完全看不到那种迹象，但谨慎的曹簠依然打算未雨绸缪。他立刻下令中军方面出动两千人增援南线。
倒不是曹簠舍不得兵力，也不是他不懂得添油战术的糟糕，而是……他面临和蒙古人同样的窘况：战场宽度不足，哪怕中军全部赶去增援，也没法真正加入战场，能够切实起到增援作用的顶多一千人。
曹簠调派两千，实际上是连第二波增援都预备在内了。
添油战术也是没得选，对方只能如此，他也只能如此，现在真正比拼的其实是谁最终扛不住伤亡而选择撤退。
当然，一堆步兵在蒙古骑兵面前撤退，那和伸长了脖子等砍头没什么两样，曹簠知道自己没得选，能撤的只能是蒙古人。
于是，沿河战场变成了绞肉机，双方精锐在这片实在不够开阔的地面上打成了一锅粥。
蒙古骑兵失去了绝大部分冲击力和机动力，但骑在马上的他们至少还有个居高临下的优势；明军步兵失去了引以为凭的强大火力，好在班排战术的优势还能发挥且装备明显比蒙古人更好。
双方的伤亡都开始增加，论战死的人，肯定是蒙军居多；但论受伤的人数，那便是明军更多了。
张万邦还是过去的一贯风格，本人领着一群亲兵家丁四处救急补缺，身上的“寒铁宝甲”不知何时被砍坏了一些，左臂上的寒铁鳞片都被砍脱落了一部分，但却没有掉落下来，只是挂在里头的皮甲外，仿佛成了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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