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一早，陈成侍从王维老师，到瓦官寺拜谒璿上人，顺道观摩顾恺之亲笔的“维摩诘像”。
东晋时在此地以建寺，掘地挖到古代的瓦棺（就是挖到了陶制的葬具，看来是一座古墓），所以就称瓦棺寺了，也不知道是啥时候开始觉得“棺”不好听，给它把名字替换掉了。
如今瓦官寺的璿上人，是王维老师仰慕已久的得道高僧，两人对坐谈佛，甚为投机。
陈朝的时候，俗家跟小陈一样，出自颍川陈氏的智顗大师，在南岳慧思禅师处参学后，率领约30人前往陈朝国都建康弘传禅法，驻扎瓦官寺，讲《妙法莲华经》。智顗的佛法，最终形成以“一念三千”和“三谛圆融”为中心思想的独立学派，便是大名鼎鼎的天台宗了，也称法华宗。
这是汉传佛教最早创立的一个宗派，后人也尊瓦官寺为天台宗的祖庭。
小陈一方面对佛法一知半解，另一方面知道在当今天子的治下，谈佛也没有什么前途，所以听王老师二人严肃专注地谈“一切事物都由因缘所生，没有固定不变的实体；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像貌；空与假同一……”
越听越玄，越听越晕乎，半途中悄悄溜走，跑去登凤凰台了。
南朝宋元嘉年间，有三对怪鸟飞到瓦官寺来，谁也叫不上名字——那肯定就是传说中的“凤凰”啊！
朝庭也认为“凤凰栖息”是瑞相，就建了这座凤凰台，山也改称凤台山了。
小陈登临送目的时候心想：
这个时候，崔颢还没有写《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
李白也没有登金陵凤凰台，模仿崔颢写“凤凰台上凤凰游”。
那我要是先把《登金陵凤凰台》写出来呢？
崔颢写《黄鹤楼》的时候，反而是模仿小陈我的诗来写了；
李白到黄鹤楼的时候，发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等他再来凤凰台时又想写诗，又发现“崔颢有诗仿不得，小陈之诗在前头”——何其有趣！
哈哈哈哈！
可是吟诵着“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和“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两句诗——
长安，洛阳，又勾起了他的无限遐思。
虽然号称“颍川陈氏”，可事实上那已经是几百年前的家乡了，如果不是老爸陈兼突发奇想要辞官回故乡隐居，“颍川陈氏”搞不好就没几个人住在颍川。
对小陈来说，洛阳，就是他的家，长安，就应当是他实现理想的归宿处。
只是，家和理想，遥远得都像是异时空的存在一般。
就好像遥远的前世，他也回不去了一样。
兴尽悲来，越发感慨《黄鹤楼》与《凤凰台》二作光照千古，谁堪匹敌。
……
前文似乎出现了一个Bug——
刘昭阳从洛阳来，操着洛阳口音，“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小陈当时就应该听出来，倍感亲切才对。
可事实上，小陈在那时，除了感慨刘仙女的美貌，口音方面并未引起他的过分关注。
因为，所有花魁都是洛阳口音。
或者更确切地说，叫“洛阳正音”，李季兰也不能例外。
古代自然没有“普通话”，但共同语言还是有的
夏、商有“夏言”；
周、秦、汉有“雅言”（当然“雅”本来就通“夏”）；
南北朝以后叫“正音”；
到明清叫“官话”，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可无论历朝历代都城在哪，均以洛阳读书音为唯一标准（明清除外）。哪怕是皇帝，为了办公、交流的需要，也必须学习并熟悉洛阳读书音，否则很难和以读书人为主体的文官队伍进行有效的沟通。
唐昭宗时的李涪，编著《切韵刊误》就说：凡中华音切，莫过东都，盖居天地之中，禀气特正。
宋代陆游、寇准、陈鹄等都说过类似的话：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
当然，“正音”是洛阳读书音，倒不是今天的洛阳话或者河南话，要是满口的“恁叫啥?家住哪忒呀?”读起古诗来，既不押韵，也会引人发笑。
举个例子说：武则天老奶奶时期，考密小能手侯思止读书很少，毕竟他只需要会揭发举报别人就行了。他就属于“普通话”讲不好的那种人，只会讲长安方言。（为何不读书连“正音”都讲不好？因为读书人都是照着音韵书上来练正音的嘛！）
有一次，他在朝堂上跟其他大臣侃大山，说到“猪”——
按标准音“洛阳读书音”，应当读成“雕”，可他却按长安的发音读成“zhu”，闹了很大笑话，被大臣当场狠狠耻笑，武则天听说后也忍俊不禁，笑个不停，认为这哥们着实太“老土”了。
后世总有粤语方言区对古老的粤语十分自豪，优越感十足，更兼之有“特殊技巧的念诗小能手”梁逸峰背书，认为粤语是最适合念诗、最有文化的语言，国粤双语的电影动不动就“粤语好评，国语垃圾”之类的弹幕。
事实上，小陈到大唐一看：
乖乖，广东人张九龄自己都是用“洛阳正音”写诗，而不是用粤语啊！
毕竟粤语的音调太复杂了，“洛阳正音”也就五个声调而已。肯定有很多字是对不上的。
张九龄是韶州人，有讲粤语有讲客家话的，这两种话都比普通话读起诗来更押韵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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