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梁乾化元年（911），成德节度使王镕遣子德明带37都士兵，从李存勖征讨，这就是3.7万人。而成德镇的总兵力，当不下五万。以中晚唐的兵民比例，成德镇有125万以上的人口，考虑到成德镇有大量的骑兵，实际上可能在140-150万之间。
而天宝年间，成德所辖四州大约有180-190万人口。
安史之乱后，河北确实有战争，但次数少，打的时间也短，整体破坏不大，人口恢复迅速。且黄巢、秦宗权也没波及河北，这个人口是靠谱的。
研究中晚唐历史的学者，比较激进的甚至认为唐武宗会昌年间，全国总人口可能已接近恢复至天宝年间。
成德镇在黄巢之乱后，人口所受损失主要是遭到李克用、朱温侵掠，还未伤筋动骨。
（二）幽州镇。
德宗时，卢龙节度使朱滔“兵五万、车千乘、骑二万、士私属万余、虏兵三千。”
宪宗时，刘济讨王承宗，“军七万”。
僖宗时，李可举围易州，出动的兵力是六万，李匡威打李克用，出动十万步骑。
昭宗时，刘仁恭出动十万步骑。
这些记载里，没有说军队的成色，一般研究而言，因为要抵御契丹、奚人，幽州的正规军当在七八万人之间——朝廷规定的军额是五万五千。
以当时的兵民比例而言，幽州人口至少也有170-180万。而天宝年间户籍人口只有146万余，除了多年和平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增加外，还有就是本书提到的大量部落黑户了。
再一个佐证。《太平寰宇记》记载的唐后期幽州8县96乡，比起开元年间是增多的。这就是低频率战争下大体和平时，发展一百多年后的结果。
可以明确地说，幽州镇在黄巢之乱前后，其户口已经超过天宝极盛时期。接下来因为参与高强度的藩镇战争，加上契丹崛起，人口有所损失，但在后梁初年，幽州的人口比起天宝时期，少不到哪去。
从成德、幽州二镇的情况来看，河北人口在黄巢之乱前后，即便没有鼎盛时的1100万，也差不到哪去。黄巢之乱后、后梁建立前，人口有所损失，但并没有伤筋动骨。
到了朱温晚年，河北多次成为主战场，人口损失速度加快。
后晋年间，契丹入河北，大肆烧杀掳掠，这是损失急剧放大的阶段。
河北只是一个缩影。
关中、河南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尤其是五代朝代更替，河南遭灾最重，以至于到了后周郭荣时期，整个北方除河东、幽州，竟然只有1200万人。
到了这份上，再头铁的武夫也没话说了，因为他们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损失巨大，妻离子散，家徒四壁，没有一个人是赢家。
再加上五代朝廷不断削藩，为此献祭了好多个皇帝。到郭荣去世前后，成果斐然。于是人心思定，没人想折腾了。
人心思定，就是社会共识，就是价值观，就是社会风气。
再回到之前的故事。
作为镜像对比，赵匡胤其实也赖过账。灭南唐，最终发放的赏赐与战前许诺的赏赐不符，缩水严重。
但武夫们没作乱，认了。有没有发现心气方面的变化？
当然也不是没有副作用。赵二在幽州城下，好好领教了一把阵前讨赏。因为他也赖过账，赵大、赵二兄弟就没一个讲话算数的，全他妈忽悠人，于是临阵邀赏，要你好看。
再说下北宋的军事制度，它是怎么来的。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杀将驱帅之事屡见不鲜。
节度使们有没有想过办法解决？答案是一直在努力。
比如好多人吹嘘北宋压制武夫的训练、后勤、指挥分离，其实中晚唐节度使已经搞了。
在大一点的藩镇，都教练使是最先出现的，把士兵的训练权拿走了。
随后出现了供军使，把后勤供应权拿走了。
接着都虞候司的设立，将领们不出征时，到都虞候司打卡上班，接触不到军队。
其实和北宋差别不大了。
幽州李全忠作乱，是因为他带兵出征，在易州被义武军击败，班师时惧怕责罚，半路造反。
因为主力都被李全忠带走了，留守幽州的兵少，节度使李可举绝望之下，全家自焚。
李全忠为什么不等回幽州后再作乱？万一留守幽州的兵拼死防御，你破不了城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他回幽州后，就要交卸兵权，作不了乱啦。
广德二年（764），诏令河中藩镇兵西行，抵御吐蕃。部队集结起来了，当天晚上，“军众喧噪，劫节度使崔寓家财及民家财产殆尽，皆重装而行，吏不能禁。”
再有就是着名的泾原救火事件，有人故意在城外纵火，骗节度使段秀实集结部队去救火，以便作乱。段秀实不上当，天明后把昨夜要求救火的人全杀了。
这些事件说明，中晚唐时朝廷、节度使一直在想办法制度创新，约束士兵。这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比如训练权、后勤权、调兵权都被幕府收走了，衙将平时接触不到部队，造反很麻烦，只有想办法接触部队，才有那么一丝机会。
五代朝廷，枢密院的出现，更是完善了都虞候司的职能，兵将分离，制度十分完善。
那么，为什么还三番五次有人造反呢？因为制度只能防住大将，防不住士兵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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