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在11年的年初，我写了一篇新年随笔，如今去翻一翻，随笔的开头是这样的：“一个小时前我刚从装修的房子里走出来，时间是早上十一点，今天出了太阳，很暖和。我买了一套房子，十二月三十号交的房，现在弄好了厨房、厕所……”
如今我仍旧记得一部分当时的心情，我在随笔里说，生活还是比以前好过得多了，装修完毕以后，想必可以松上一口气，然后专心来写这些东西。
实际上，10年的下半年到11年的上半年，整整一年多的时间里，我经历着整个人生——到目前为止——也许是最困难的境地。
当初为了买房，我攒了一笔钱，这笔钱并不多，几万块钱用来付房子的首付而已。我是一个习惯于计划的人——大部分事情我懒得动脑，但若是要做的，通常会计算清楚——那一笔钱刚刚够首付，或许稍微有些节余，但并不多。
遇上的事情也很简单，房子在10年的下半年就已定下，首付前的几个月，一位伯伯过来借钱，他在桂林做传销，亏了许多钱，此时适逢儿子结婚，家里能拿出的钱不多，希望这边可以帮忙。父亲跟他有些情分，我打听一下，儿子结婚，他们家只拿出了两万块，我从买房的钱里抽了一万出来，觉得这样也算尽力了，因为按照计算，哪怕他不还我钱，到首付日期时，我手头的钱也不至于耽误买房的事情——虽然当时对方信誓旦旦地说是要还的。
然而一万不够，对方见这边还有钱，就要继续借。父亲对其很是相信，过来帮忙劝说，说对方很守信用，很好的一个人，那边则说他在桂林还有个门面，其实下半年就会卖掉了，十多万云云，一定不会耽误这边的事情。我也就信了，后来陆续借了三万四——这个数目我记得很清楚——这笔在现在看来或许已经不多的钱，后来成为了勒在脖子上的绞索。
理所当然，钱没有及时还来，难关既然已经过了，卖门面的事情自然再不提了。而我也实在是将钱的数目掐得太准，当首付日期将近，没有多少的缓冲。当时又出了另一件事，银行将首付借贷由两成提高到三成，原本手头的钱，就更加不够了。
我已经很难详细形容当时的感觉，父母当时没有多少收入，我在家中每个月几千的稿酬已是高薪——我们买的是小地方的房子，价格是不高的，也是因此，每个月的稿酬一到，就像是遇上了海绵的一小杯水，它总是可以缓解问题，但问题又总是紧跟在后面追上来。
或许在一些人眼中，这也是些小问题，只要找人帮忙即可。不过对于当时我的家庭来说，一则我的弟弟从小生病，家里在给他治病的过程里，卖了房子卖了地，能够举债的亲朋，基本上已经借过，二则我自小在这种环境里长大，因为这些原因连大学也没有读，不是饿肚子而是买房子这种事，我也绝不愿意跟人开口借钱了。于是一切便到了愈发窘迫的地步。
这整个过程持续了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从买完房子到装修完毕，我如今记得清楚一点的是颠倒日夜的作息——基本上是累了就睡，睡够了就起来，继续坐在电脑前面码字或者发呆——以及打开灯时看见每天掉在枕头上的头发。
在二十五岁这样的年纪上，掉了一年的头发。
那时候巨大的负担主要是心理上。有时候累得狠了，是会在房间里哭出来的——不过我他妈的可不承认这是我娘炮的象征。
如今说起这些是因为已经时过境迁。其实在当时，如果我愿意，对于境况的缓解，我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
想办法加快写书的速度也就可以了。
我当时已经写完《隐杀》，有了一部分的读者基础，《异化》虽然开头调整很多，口碑并不如已经完结的《隐杀》，但实际上的订阅量比《隐杀》更新时还是犹有过之的。在写《隐杀》时便有许多叫我加快更新的声音，《异化》时就更多了。然后在那段时间里，我很大一部分的心理压力，实际上也是来自于那本书。
现在如果要我准确形容，那压力在于：我害怕自己在某一天向人妥协，又或者是向其他的什么东西妥协。
我始终知道，人是会为了自己所处的状态寻找意义的生物。譬如你沉迷游戏，你会说我在这其中获得了友情；你长于运动，你会说，不运动的都是娘炮；你会喝酒，你便说不喝酒不是男人；你是黑社会，你会说我们讲道义，重义气；倘若你写书，写得快，你会说我有职业道德；写得一般，你会说我们不过是在写网文的；你只求赚钱，“人生中可不就是为了钱吗”。
如果有一天，我加快了速度，甚至以敷衍的态度来对待这一事业，我想必也会找出这种种令我自豪的理由来：我有了更多的读者，更多的人夸奖我了，我拥有职业道德，而且……既然这么多人都在夸我，显然我写了一本好书。
人为了自己所处的位置寻找意义，远比为了某种意义寻找位置的情况要来得多。
其实那段时间，我写异化时的断更反而比平时来得更多，一来压力与焦躁影响写书的状态，二来在压力与焦躁的影响下，我更担心自己在不知不觉间，选择了让我觉得轻松的路。所以可断可不断的情况下，当时的我还是宁愿看得更清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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