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翘靠在玻璃窗边上看皇后镇的夜景。
室外的灯光比晚上亲眼见到的外景还要美丽梦幻，整个海湾被霓虹染成了一片云锦，逶迤间遮住了月华的光，只透着朦朦胧胧的幻影。
盛翘头靠在玻璃窗上，眼睛望着海王，心里却想着褚越的话：
“股东之间进行股权转让，是不用经过其他手续的，只需要进行一次股东大会就可以。”
她垂下眼睫。
一直坐在地上，有点累了，捏着手臂想起来，就看到对面阳台上爬出来的绿萝。
盛翘顿了一下。
她也送过席寒时一盆绿萝。
在他搬家之后。
他把绿萝放在阳台边，问她知不知道怎么养。
她清了清嗓子，刚说了一半，他就问：“是吗？”
她瞬间对自己的记忆产生怀疑，拿出手机查了一下，发现果然是她错了，才嘀咕：“你知道怎么种，还问我干嘛。”
他无奈解释是怕自己记错了，她不相信，生气了要把绿萝抱回去。
席寒时就低叹一声：“越来越不好哄了。”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整天的会议要开，也没有打不通的电话。
后来他开始越来越忙，她几乎见不到他的人，又打不通，只能找周珩。
周珩从客套生疏，变成了心领神会的：“盛小姐，稍等，先生正在开会。”
她就会把电话挂了，等他回电话，偶尔接到他的电话，请她给绿萝浇水，还会嘀嘀咕咕地说他的坏话。
席寒时就会无奈地喊她一声：“盛翘。”
改口叫她“翘翘”也是二十四岁生日的事了。
那一年刚好频发大暴雪，褚越打电话来让她，又说他打不通席寒时的电话。
她听周珩说他在家，就打了车往他家赶。
出门的时候天气还好，在路上的时候突然下起了雪，快到的时候更是因为暴雪，被堵在了路上。
寸步难行的交通要道上到处有人走下来打电话求助，她搓着手，等了半个小时后，也拿出了手机。
大概是冻傻了，又或者是习惯成自然，她先给席寒时打了电话，没有打通之后，才想起打给周珩。
无人接通。
她没办法，四顾寸步难行之后，在指示牌的指向下，一脚深一脚浅地往他家赶。
她回国之后，经常会看到关于这场雪灾的报道，说有多少人在这场雪灾中丧生。
但是她置身其中的时候，并不觉得有多难走，甚至呼吸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接受好心人的劝阻，进去避避风雪。
只是哈着气在其他人的视线中往前走。
她不是真的觉得他会出事，她只是很想见他。
掉下雪山的时候，她呛了雪，手脚冰凉地想把自己挖出来，但是雪层太重了，她根本动不了。
血管冷得刺骨，自己也濒临失去意识，她却还是一个人自言自语地念他的名字。
念到了一千遍的时候，他来了，抱她起来的时候，手指烫得她眼睫都颤了一下。
那个时候她就该意识到的：她早就喜欢他，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
堵车的地点离他家并不远，下了公路就是居住区，只是那个时候风雪还在逐渐增大，路越来越难走了。
她握着手机，边搓手边走，边想，她再也不犯傻了。
如果像雪山那样的事再发生一次，她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她不想再也见不到他。
她一步步地朝他家走去，到的时候满身的雪，围巾都被浸湿了。
她哈着气敲门，揣着雪地里挖出来的心，垫着脚喊：“席寒时。”
后来的事她很少想起。
只是回国后依然常常会想起那天的雪。
梦到自己被埋在雪里面，几乎窒息，想求救，却发不出声音来。
反反复复，怎么也睡不好。
她去看医生，医生也不给她开安眠药，只说她是压力太大了，不要那么焦虑。
她只好回去，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再去看的时候医生都皱了眉，终于说，你拿病历给我看看。
她没拿，只简单说了一声，医生就说，可能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给她推荐了一个心理医生。
她没去，那张名片一直夹在病历里，她从来没有拨打过那个电话。
后来她的失眠慢慢减弱了，只是容易浅眠，说梦话。
有一次她上戏上到太晚，没关手机就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听到了手机里的录音。
她反反复复地叫着席寒时，呜咽地道歉，呜咽地藏进雪堆里，埋着眼泪小声地一遍遍说：
我错了。
那是她第一次觉得，喜欢一个人或许真的是有错的。
他可以不接受她的。
她只是没有想过他拒绝后，会说，我想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她变成了他生命里最讨厌，最多余的一个人，可她还是梦着那一切都是假的，他敲着她的额头，说她胡思乱想，然后问：“今年能少喝一点姜汤了吗？”
她怕冷，所有人都知道，但是只有他会把“希望某个笨蛋少喝一点姜汤”这样的愿望写在灯笼上。
回国之前她拖着行李箱在唐人街找过那个灯笼，老板承诺过会挂十年，但是她站在琳琅满目的灯笼下，找啊找啊，始终没有找到那个红灯笼。
她问老板，老板不耐烦地让她别打扰他做生意，然后扔下一句，客人太多，哪里留得住，早就烧了。
赶到飞机上之后隔座的小女孩戴着红花晃着灯笼玩，上面的福字金灿灿的，她想画，但是手抖得笔都握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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