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默的签押房外，种了两棵树，一棵是柿子树，一棵也是柿子树。时近深秋，枝头的叶子落光了，挂满了小灯笼似的火红柿子，煞是好看。
坐在直起湘帘的明窗前，张居正侃侃而谈。他所说的‘一条鞭’法，就是将一州一县的所有田赋、徭役以及各种杂差和贡纳，统统编为一条，折成银两交纳，并由官收官解。称为‘一条编’，因为编与鞭同音，故而后来都称‘一条鞭’。
在一条鞭法出现之前，农民对朝廷的负担，主要有四部分，一是土地的田税，二是特产地要向朝廷贡纳土产……比如杭州要贡茶，湖州要贡绸，云南要贡木头等等……三是壮丁要服徭役，四是，在正役之外，还有各种额外的杂差。
这一套赋税制度，是极为不合理的。先看农民，因为交纳田税，均是谷麦实物，所以，每年夏秋交税之期，先由各保各甲收齐税粮，用车船送到乡里，再由乡及县，由县及府，由府解运各布政使廒仓，其间不知要耗去多少运力差役，又不知因沿途损耗，层层盘剥，粮户平白增加多少负担！同时，他们还要负担沉重的劳役，在正役之外，官府随意加派杂差，免费大量使用劳动力，严重影响农民正常的生产活动，并将其牢牢的束缚在土地上，使社会缺乏自由的劳动力。
结果便是，农民苦不堪言，挣扎在破产线上，出现大量的逃亡，而国家，也因为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尤其是缺少可供支配的银钱，长期在经济危机中不可自拔。
改革势在必行，早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事实上，在一条鞭法之前，自洪武后期，至今一百五十年间，本朝便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赋役改革，如‘均徭法’、‘均平银’、‘纲银’、‘征一法’、‘十段锦法’、‘一串铃法’等等，由不同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提出、施行。
可是，无论名称如何，他们都将‘赋税折银征收’，作为最主要的一项改革内容，而且贯彻的是‘赋役合一、统一折银’的原则、换言之，‘赋税白银化’，已成为经久不衰的呼声，它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亡，反而愈发的响亮起来。因为它一改历朝历代实物纳赋、出丁服役的传统方法，既为民众减轻了负担，又利于朝廷增加收入，利国利民，不是谁能任意抹杀的。
而一条鞭法，正是之前众多改革集大成者，最先由嘉靖九年的内阁大学士桂萼提出，他构想‘以一切差银，不分有无役占，随田征收。’紧接着，屯田御史付汉臣正式疏陈：‘顷行一条鞭法，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县，各州县总于府，各府总于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先帝当时批准，先在南直隶、湖广、山西等省的十余府中试点。兹后至今近五十年，因为嘉靖朝局的恶劣姓，以及反对者的横加阻挠，此法推行时断时续，到了嘉靖末年，竟然有偃旗息鼓的危险。
但形势在一个人登上权力舞台后改变了，这个人就是高拱，高肃卿虽然有很多的毛病，但他是个很纯粹的改革派，对一条鞭法是不遗余力的支持，所以从入阁的那天起，高拱便开始大声疾呼，要求在全国推行此法。
可大权仍然掌握在内阁首辅徐阶手中，徐阶对一条鞭法的看法，与高拱截然相反，他认为此法不可取，‘巨商大贾虽多有资财亦因无田而免役。致使衣不遮体、终岁辛劳的农民独受其困。’而农民也因为‘新法不论户之等则，只论田之多寡，所以许多人放弃田土，以避差役。’而且‘一条鞭法，不论仓口，不开石数，只开每亩该银若干，致使吏书因缘为歼，增减洒派，弊端百出。’反对的理由同样十分充分，高拱也没法说服他。
但高拱这一咋呼，正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地方官员纷纷上本附和，有高拱为他们据理力争，哪怕是徐阶，也不能视若无睹，只能同意由江西布政使宋仪望，广东巡抚庞尚鹏，分别在赣粤两地，择数府施行，说起来，才不过刚刚数月而已。
张居正的感觉无比敏锐，他意识到一条鞭法的施行，在‘赋税货币化’的同时，也必然伴随着货币改革的良机——只要规定某种货币可以用来纳税，则这种货币的正统地位，必将迅速确立起来，如果要改革大明宝钞，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未议行，而先议收。张居正的宝钞改革，一上来就给人以强烈的信心……他认为，要想使人民对宝钞有信心，进而使整个社会普遍接受、普遍流通，最好的办法是由朝廷规定，一切赋税都必须用宝钞完税。如果用银的话，要先买钞，再用钞来纳税。他认为，如果由政斧率先收钞，则不到一年，人民对宝钞的信心就会建立起来。
当然他所指的宝钞，乃是所谓‘币制改革’后的产物，称为‘新宝钞’更合适。
应该说，张居正的方案，水平是很高的，首先他中肯的总结了历代以及当代行钞的失败经验，得出一个基本原则‘先求无累于民，后求有益于国’，便使自己不至于沦入与民夺利的桑弘羊、王莽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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