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明嘉靖后期到隆庆年间，在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的主持下，明朝开始对河套地区采取攻势，即通过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出塞，采取赶马、打帐、烧荒、捣巢等军事手段对蒙古人进行反击，这种办法在成化年间也称为“搜套”。
虽然搜套过程中明军伤亡也大，但却使占据河套地区的俺答汗部损失更大，逐渐陷入被动。
隆庆五年，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其妻三娘子为忠顺夫人，双方就此互市，河套地区遂保持安定。
万历四十一年三娘子去世后，原本为顺义王控制的鄂尔多斯、土默特等部群龙无首，开始各行其事，屡犯明朝边境。只是由于蒙古本身已经衰弱，这种犯境对明朝构不成实质威胁。
后金的兴起让明朝与蒙古在河套地区的争夺不再成为战略重点，随着林丹汗的崛起以及后金军对蒙古部落的打击，原本占据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部及土默特部开始没落。
崇祯五年，后金酋长洪太亲自率军远征河套，时为河套之主的蒙古林丹汗不敌败走青海，后金军遂占领包括河套地区的所有漠南蒙古地区，其版图也从辽东一直延伸到嘉峪关，对明朝形成了彻底边防优势，再也不必局限于山海关或北京附近的长城关隘入寇，而是随时随地可从长城沿线任何一处突入，使明朝防不甚防。
为了统一管理蒙古人，洪太将漠南蒙古定为“内属蒙古”，其余蒙古部落为“外藩蒙古”。
凡内属蒙古都编成旗，以梅勒章京或总管为旗长，其下同八旗蒙古一样也设参领、佐领，骁骑校、护军校、前锋校等官吏。
前明崇祯年间清军五次入关，内属蒙古各旗随同入关的蒙古兵都在两万人左右。因为这些内属蒙古兵装备极差，并且相对满蒙八旗而言更是穷困，所以入关杀戮抢劫也最是凶残，同随清军入寇的朝鲜八旗兵一样被关内汉人称为二鞑子。
河套地区降金的蒙古诸部落并没有被清廷划入内属蒙古，而是定为外藩蒙古，以札萨克的方式管理这些蒙古部落。
这个札萨克同满洲封爵大致相同，即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均由清廷册封，受清廷理藩院、当地办事大臣或参赞大臣节制。
河套地区原林丹汗部下两翼大总管的塔什海，虎鲁克寨桑投降后金后，均被授予札萨克世袭郡王。
早在大顺攻破北京之时，监国陆文宗就对今后大顺战事定下了三个方向，即南明、西张、北蒙。
在张献忠未背盟攻顺前，陆文宗意先通过哲哲嫁其父陆有文，自身纳布木布泰为妃，继而实现与漠南蒙古诸部，尤其是实力最强的科尔沁部联姻，从而合力牵制漠北蒙古，不使漠北趁满清灭亡之际吞并漠南诸部，成为大顺在北方新的强敌。
这个办法是可行的，不过是将从前的满蒙联姻变成汉蒙联姻，对于哲哲这对姑侄来说，她们也没损失什么。
要说牺牲，也是牺牲的大顺监国父子的身体，是陆家父子吃亏而不是她们博尔济吉特氏吃亏。
做这个决定时，陆四也觉委屈过，可一想这是为了大顺的将来，便也没什么好委屈。
前满清遵化巡抚宋权出使漠南诸部，便是这个“曲线联姻”的政治衍伸。高杰出任辽东总督，第七军进驻辽东，则是为“曲线联姻”做的军事辅助。
只要漠南诸部改奉大顺为主，则辽东的第七军便可以助漠南蒙古抵御漠北，如此短期内漠北就不可能吞并漠南，等大顺统一南方之后，在举国钱粮、百战精兵、先进武器的支持下，封狼居胥，饮马翰海这等赫赫武功便将重现东方。
张献忠的背盟却让陆四先缓西，短图北，真图南的战略构思破产，不得不倾尽全力先解决西军，这使得对漠南蒙古诸部的各方面动作相应也受到牵制。
这个牵制主要是钱粮方面的牵制。
原定年前驻辽东的第七军要派出部分人马西进，通过政治和军事的双重手段稳住漠南蒙古，现在第七军却因为缺少粮草无法出兵漠南。
为了缓解辽东的粮荒和人荒，辽东总督高杰走起了李化鲸敲诈朝鲜的老路，往义州鸭绿江不断增兵，还请水师封锁了鸭绿江口，摆出大顺将会入朝的姿态。
此举令汉城方面既惊又怒，不少亲顺派也痛斥燕京方面背信弃义，只知追究前番朝鲜被迫助满一事，而不顾朝鲜出兵助顺灭清的事实。
北京方面，左辅顾君恩对高杰擅自启动边衅意对朝鲜用兵不满，六政府及枢密院也都认为大顺不可对朝鲜用兵，仍当仿前明旧例册封朝鲜为藩属，都察院弹劾高杰的奏疏多达数份。
对此，陆四却一律留中不发。
在给外甥李延宗的家书中却有那么一句：“何为汉城？”
高杰是真想对朝鲜用兵，还是敲诈勒索，陆四都不在意，他既让高杰主持辽东大局，便当真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高杰去办。
天塌下来不要慌，找个子高的去顶。但是没钱没粮却是要命的，仁义可换不来钱粮，朝鲜国虽于满清势弱之时再次改换阵营，并且出兵助战，但这个举动同先前朝鲜替满清立下的那些功劳却是不能比的。
适当教训完全可以，趁机灭其国也不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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