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齐地四郡的大商贾，已站在厅堂门外，一共十二人，看那穿着打扮，只以为为皂隶小厮，绝对想不到，他们人人皆是家累数百金的富商。
众人相互之间并不陌生，普通的贩夫贩妇，往往局限于一乡一邑，中等的商贾，也只在郡县内扬威，可若想到达“百金”的程度，跻身大商人行列，往往少不了和同行打交道。
所以他们之间，或是相互合作的伙伴，或是曾有过节的对手。但现在，却都和和气气地见礼，商场之上，追逐的无非是一个利字，冤家宜解不宜结，更何况，自从秦灭齐侯，商人的最大的敌人变成了同一个：官府！
相互寒暄后，大伙也讨论起共同关心的话题：“今日胶东郡守忽然送帖，请吾等至此宴飨，不知是为了何事？”
“恐怕筵非好筵啊。”
来自琅琊的商人管宴面露忧虑，这些年秦朝对商人的政策，让他觉得，但凡官府找，基本没什么好事！
“然也，秦人最厌商贾。”
众人纷纷附和，秦朝法家执政，从商鞅时代起，就极度讨厌商人。商鞅认为，商贾喜欢四处流窜，最不听话，一个商人从事末业成功，就会引得十个农夫不好好种地，所以必须抑商。
首先，把盐铁等事关国运的东西一律收归官府所有，加重商税，酒、肉等皆课重税，使从业者无利可图。
同时，又在律令里，降低商贾的地位。昔日天下七雄，秦国商人最贱，与赘婿并列，一旦有徭役、战争，商人总是最先被征发。秦国军队明文规定，不必怜惜商人及其子孙的生命，无论什么脏活、累活、危险活都要派他们去干！
这种情况下，秦国商业基本被官府控制，顶多在官府控制不到的边地，出了乌氏、巴清这种夷狄大商，但最终也被朝廷招安，做了红顶商人。
黑夫他们家的南郡红糖之所以能成功，也是立足于江南这块处女地，钻了法律的空子，可也没自由几年，如今遍布江淮的糖坊，统统收为官营。
但东边的齐国，却与秦走了完全相反的路线，早在太公望时期，齐国处濒海盐碱之地，不适于农耕，于是因地制宜，通过工商业来拉动经济，终成鱼盐之国。
齐桓公时，管仲进一步提出了“本肇末”的观点，士农工商皆国之柱石，设工商之乡，还鼓励商贾将鱼盐运往梁、楚，为齐国赚取外快。
田氏虽为卿大夫，却亦是靠海鱼、木材来收买人心的，对商贾也很宽容。两百年来，齐贾遍布关东，巨贾们可与封君分庭抗礼，公然穿紫衣招摇过市的不在少数……
可这种商业繁荣的黄金时代，在田齐灭亡后就结束了，秦朝将关中的政策搬到齐地，下令禁止商人衣丝乘车，禁止商人及其子孙做官，并规定商人要交纳加倍的人口税……
秦始皇东巡时，甚至将“上农除末”刻在琅邪台上，作为国策，公布于天下！
齐地商贾的好日子结束了，十年来，不论是从事农、牧、渔、矿山、冶炼，还是奢侈品的商贾，都举步维艰，社会地位一落千丈，还要提心吊胆，生怕被官府随便安一个罪名就抓起来。
所以今日，十三名巨贾，才穿得比普通百姓还寒碜！……
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齐人八百年的重商传统，绝非一朝一夕改变，这种抑商政策，并没有彻底打垮齐地商贾。相反，齐地流传着这样的话：
“由穷变富，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女子做手工不如卖俏……”
秦朝虽然抑商，也不见得工匠和农夫日子好过，巨额重税摆在那，老实巴交做工做农，依然过得贫苦，投机博利的收益反而更大些。
在齐地，因为秦吏稀缺，官府也无法像关中那样，管到基层。市肆里闾，依然是商贾的天下，临淄、即墨，这些通邑大都之中，至少有三十几种行业，每一种行业都有垄断的大商人，每年的收入远超黑夫这“两千石”工资十倍百万！
“羊肥了，就会被杀，韭长了，就会被割！”
琅琊商人管宴对秦朝意见不是一般的大，冷冷道：“二三子可别忘了算缗之事！”
众人皆叹息，原本他们还能盈利，可自从那项政策出台后，经商已经无利可图。
齐地商贾的富裕，被东巡的秦始皇看在眼里，去年，皇帝回到咸阳后，除了将一部分齐贾强迁到关西外，还在丞相李斯提议下，颁布了一项针对商贾的新政策。
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市籍，都要向官府财产数字，并规定凡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即二百文。而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这叫做“算缗（mín）”。
官员、长者和军人外，凡有马车的，一乘抽取一算，贩运商的轺车，一乘抽取二算，船五丈以上者，亦抽取一算！
若有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者，没收全部财产！并罚戌边一年！
这是公然向商人收“财产税”了，此策一出，天下商贾哀鸿遍野，盈利较多的行当还好，利薄者，直接就入不敷出了。
很多人都萌生了：“不做商贾还不行么？”的念头。
但秦朝又严禁土地兼并，堵死了他们以钱帛购田置不动产的可能性，商人们进退两难，发现唯一的选择，就是将自己的生意，贱卖给官府，从私营变成官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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