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的制度规划宣布的差不多了，苏咏霖又谈了一些边边角角的事情。
最后，则是爵位和勋位的安排。
在这方面，苏咏霖给新朝定下了一条规矩。
凡爵非社稷军功不得封，封号非特旨不得予。
文官治理一方，管理民众，兴修水利，所以社稷军功主要就是武将获得，文官很难获得，而这一规定相当于变相拒绝大部分文官进入爵位体系。
这一安排掀起了内定的行政系统文官们心中的波澜。
宋朝因为文人政治的特点，所以文官做到一定品级立下一定的功劳都会授予爵位，很多著名文人身上都有爵位傍身，走出去很是拉风。
金承宋制，对封爵这一块也放得比较松，也有很多拥有爵位的文官，几乎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特色。
而苏咏霖却把这一规矩给改了。
他规定非社稷军功不得封爵。
“汉朝曾有规定，非刘姓不得称王，非军功不得封侯，在我看来，这并非毫无意义，将士上阵杀敌，用命去拼搏，实在是值得敬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决定定下这样一条规矩。”
苏咏霖是这样解释的，但是怎么听怎么牵强。
这还不算，苏咏霖还继承了宋朝封爵制度的某些优点。
比如将爵位的尊荣性质大大降低，把贵族的味道大大减弱了。
宋朝封爵虽然很多，而且公爵侯爵满地跑，看似封爵很容易，但实际上官员因为爵位而得到的利益也比较少。
宋朝武将封爵有很高的，比如狄青，实封两千一百户，而文官封爵名义上有万户的，可实封最高也就一千户。
封的少不说，封爵的利益也大大减少，唯一的利益就是发俸禄的时候折算一户为二十五文钱，随着俸禄一起发放，感觉更像是为了多发钱而给的头衔，而不是什么贵族头衔。
文官有，武官也有，大家都有。
但是因为这些爵位多是一代终身爵位，很难由子弟袭爵，所以这一时期大家对爵位的追求也不是很狂热，以至于这一时代人们给大官写墓志铭，都把个人获取的爵位写在头衔的最后面，很不在意似的。
这两点也被苏咏霖继承了。
他规定，新朝爵位不予世封，不存在父亲的爵位由儿子继承的事情。
爵位给官员带来的唯一利益就是一户实封折算二十五文钱，随每月俸禄一起发放。
实际上爵位相当于一个拿钱的头衔，有了爵位就能额外拿一笔俸禄，仅此而已，没有其他任何意义，因为封爵就能成为贵族那是不存在的。
这也是宋金政治之中平民化的特色之一。
内定的文臣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对于这一系列的爵位规定感到些许的不满，但是嘴上不敢多说什么。
因为新朝的建立，他们实在是出力有限，几乎等于是躺赢，对于血拼金军杀出新朝的武将团队，他们没有底气争取这一利益。
于是孔拯、霍建白和耶律成辉等人一言不发，默认了这一结局。
至于武将们。
那是苏咏霖一手带出来的心腹，完完全全听他的命令而办事，哪怕苏咏霖不设爵位他们都不会反对，更何况是眼下呢？
爵位的规定也很简单，苏咏霖只设亲王、国公、县公、县侯、县伯、县子、县男七等爵位，论供功赐封。
接着还有勋位。
勋位就没有对武将的特殊照顾了。
苏咏霖宣布将会对立下功劳的文武官员授十二级勋位，作为他们除了本职、爵位之外的额外福利。
相比于爵位，拥有勋位的文官武将不会因为勋位增长什么权力，但是勋位可以帮助他们在官位有缺额的时候优先递补。
这一规定引起了文官团体的广泛注意和赞同。
比起单纯授予钱财和象征性荣誉的爵位，勋位看起来更加实用。
在勋位的安排上，苏咏霖参考了隋唐勋位制度，设下十二级勋位，文官武官都有十二级勋位制度。
文官十二级勋位为上柱国、柱国、正治上卿、正治卿、资治尹、资治少尹、赞治尹、赞治少尹、修正庶尹与协正庶尹。
武官十二级勋位为上柱国、柱国、上护军、护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云骑尉、武骑尉。
获得勋位的标准一是起步官职，文官从五品，武官从六品。
二是肉眼可见的治国、治军实绩。
于是苏咏霖给目前的高级文官武将们晋封了一批爵位和勋位。
比如赵作良，成为唯一的文官柱国和文官爵位拥有者，被封为临沂县公。
其后一批文官都被赐给正治卿以下的勋位，再也没有文官得到爵位的。
而武将行列，五大兵团的司令官都被封为柱国勋位，其后也有上护军、护军等中高级勋位被赐封给立下功劳的军官们。
爵位方面，五大兵团的司令官统一被授予开国县公的爵位，其下多为县侯、县伯等等爵位。
武将们因为功勋卓著，不说爵位，得到勋位的数量也远多于文官们。
文官们对自己很难得到爵位的事实不是很高兴，但是对于可以得到勋位这一补偿还是接受的。
基本上的国家新制规划会议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场关门会议开下来，新朝的规章制度尽收眼底，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看法，尤其是文官们，一场会下来，他们普遍感觉到的是苏咏霖对自己的绝对自信和对权力的强欲与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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