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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宇慎重的说道：“我们初步议定是在每亩三十斤到五十斤之间，以收取稻谷为主，棉花为辅，其他作物另行折算。具体收取多少，还请大人决定。”
张准再次沉思片刻，缓缓的点点头，沉声说道：“好吧！就按照每亩四十斤稻谷的税率征收，其他作物另行折算。要刻碑为计。以后不能再更改了。否则，民众就要对我们的信用，产生动摇了。”
王铭宇等人自然明白当中的厉害，连声保证工作一定会做到位。
事实上，如果不是张准的废除农业税的想法，实在是太超前，他们也不会强烈要求进行更改。对于这个口号的吸引力，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十分清楚的。对其作出的更改，可能引起的后果，也是非常清楚的。牵一发动全身，他们自然不敢掉以轻心。
最终，税率确定在每亩四十斤稻谷。
明朝末年，稻谷已经逐渐取代小麦，成为北方主要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使用稻谷作为纳粮标准，是比较恰当的。当时山东地区的稻谷产量，一般的水田，大概在每亩二百五十斤左右，好点的可能有三百斤。每亩四十斤，大概相当于15%左右。这样的税率，是民众们比较容易接受的。当然，小麦的产量，依然相当大。
众人随后对相关的法令细节，进行了详细的商榷。
“既然要纳粮，那就全部的田地，都要纳粮！”
“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张准斩钉截铁的说道。
《均田令》和《军田令》最大的改变，就是无论是民田还是军田，都一律按照这个税率征收。不允许存在不纳粮的田地。否则，数十年以后，免税的漏洞会被无限的扩大化，最终导致纳粮政策变形，重演明末的悲剧。要么全部都不收！要么全部都要收！
其实，大明朝的耕地面积大约有8亿亩（800万公顷）左右，总面积是相当广大的（我国2010年的耕地面积是18亿亩，即中央屡屡提到的耕地保护红线）。按照明朝建国初期制定的每亩二斗（约37.6斤）的税率，每年可以收取300亿斤（约1.6亿石）的田租。按照每石五钱银子计算，国家的田赋收入，应该有差不多八千万两白银。
然而，实际上，大明朝中央的财政收入（即户部的太仓库），每年不过是三四百万两左右。加上皇帝的私房钱（内帑）二三百万两，一年也不过是七百万两左右，根本不到八千万两的一成。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很简单，因为90%以上的田地，都掌握在士绅官僚群体的手上。而士绅官僚，是不用纳粮的。
九成以上的人群，只拥有不到一成的土地，需要承担沉重的赋税。不到一成的士绅官僚群体，掌握着九成以上的土地，却不需要缴税。崇祯不断的摊派粮饷，最终只能摊派到那些可怜的农民的身上。本来那不足一成的土地，负担就已经非常的沉重，哪里还经得起屡屡加饷？农民们不堪重负，自然要起来反抗。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河南。明朝在河南有好多位王爷，每个王爷都拥有大量的田地。最出名的福王，一次就被赐予二十万倾的田地（约二千万亩）。由于河南本地的田地不够，还得从邻省调配。后来，福王的田地，又屡屡增加，最终超过了三十万倾，成为河南最大的地主。皇室、官僚、士绅将全部的田地都霸占光了，农民只能流离失所，到处流浪。
当陕西起义军来到河南的时候，就好像是火星落在了火药桶里面，自然是轰的一声，就冒起了冲天大火。河南是天下正中，中原心腹所在，对维系天下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原一乱，必然天下大乱。如果陕西起义军被限制在陕西境内，无论如何，都不会对大明朝造成致命的影响。就好像建虏再彪悍，也无法灭掉大明朝一样。明朝的灭亡，内因才是关键。
富得流油的有钱人不用缴税，穷得屁股漏风的农民却要承担沉重的赋税，这就是明末的真实写照。这，才是民乱的最根本的原因。这，也是明末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农民的问题不解决，国家不可能安定。出现这样的问题，哪怕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转世，都是难以解决的。推行士绅一体纳粮，依靠统治者本身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是推倒重来。
当然，免税的情形也不是完全没有。
为了鼓励大家积极的开垦荒地，张准等人研究后决定：新开垦的土地，第一年免税，第二年按照每亩二十斤稻谷缴税，从第三年开始足额缴税。
根据统计报表的显示，眼下的浮山所，总共拥有八万亩的田地，剔除新开垦的田地不纳粮，还有三万亩的田地可以纳粮。按照每亩四十斤计算，可以收取一百二十万斤左右的稻谷。加上民众出售的各种粮食，将极大的缓解粮食压力。同时，在劳动用工方面，也有了更大的转圜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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