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隋唐时期，因运河贯穿南北，津门为必经之地，运粮运货，官差出入都需轿夫、脚夫扛抬搬运，于是便逐渐出现了专事搬运的脚夫，这就是津门脚行的起源。
明代以后，津门发展为华北漕运、海运、盐运的中心，脚夫增多，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搬运队伍。
后来到了清朝，官方以津门的四个城门划定范围，设立了“四口脚行”，从此脚行开始向官府交纳“津贴”，否则不能开业。“四口脚行”后来转包给私人经营，这种大把头勾结官府把持“官脚行”的现象，一直延续到当下。
想做脚行大把头，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的。毕竟这么大一块蛋糕，除了官方，黑道的大佬们怎么可能视若无睹？
脚行大小把头基本都是各个帮会组织的头目，什么洪帮、青帮、忠义社、三同会，只要是个帮派，都想来脚行分一杯羹，因为脚行实在太赚钱了。从一个小小耿良辰就可见一斑。
所以，脚行不是一个单纯的黑帮，更不是什么行业工会，它是一个官商帮派纠结在一起的庞然大物，是一个畸形的复杂组织。
而且脚行内部是有自己完善的体系的，脚行对外的正式称谓叫做津门运输同业公会，理事长是巴延庆，人称巴大爷。
巴大爷手下有四个总把头，分别掌管四门码头。
每个总把头下面又有若干大把头，这些大把头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相当于坐地虎。
大把头手下，有把店、小把头、车把头、先生、站街等各级头目，分别负责不同职权。
比如把店，就相当于是脚行的店长，负责接洽客商揽活；小把头是直接管理力巴的；车把头是专门管车的；先生是管账的；站街是负责监视力巴及客商，不准“私自”搬运的……
这些来自不同势力背景的各级大小头目之所以能紧密地抱成一团，最大的原因当然是利益。
脚行的所有头目，都有自己的股份和特权凭证，这玩意儿叫做“签”，所有大小把头每个月凭签分钱。
没签，就没钱；人不对签在，也没钱。不同的签，分的钱也多少不一。
津门脚行七万多人，有资格拿签分钱的，大概一万多人，剩下的，全是最底层的力巴。
力巴就是被剥削的存在。
如果一件货物的搬运费需要一个大洋，脚行会问客商要两个大洋，经过层层剥削，给到力巴手里的，就只有一毛钱。
就这一毛钱，还要分给脚行7分钱，算作租车费和保护费，力巴真正拿到手的，只有三分钱。
所以力巴是真的苦，但在这年头儿，能有一口饭吃就不错了，就这么苦的力巴，也多的是人抢着干，甚至有人想干都排不上号，想被剥削都挤不进来。
耿良辰身为最底层的力巴，他跟的大把头姓李，名叫李玉坤。这人是王村的一个士绅，家里几代都是从事脚行业的。他的亲叔叔拜了武行龙头郑山傲为师，成为其武馆的真传弟子，凭着这层关系，李家占据了丁字沽这片风水之地，生意甚是兴隆。
老人都知道，津门有“四大难缠”，说的就是津门的四个民间结社组织，分别是“武行、脚行、帮派还有花子”。
武行在“四大难缠”首位，因为武行太能打了，而且这年头儿尚武，武人的地位也很受尊崇。
因此，即使王家三兄弟对丁字沽这片地方垂涎三尺，即使王家三兄弟的靠山是青帮“通”字辈二十二班贾长清，他对李玉坤，也是无可奈何，因为他不敢惹郑山傲的人。
直到几个月前，李玉坤的亲叔叔死了。
而且死得不慎光彩——死于花柳。
一向爱面子的郑山傲为此大为光火，倍觉丢脸，得知此事后直接把李玉坤的叔叔逐出了师门，连入土的时候都没来看一眼，只当没这个徒弟。
李家的靠山一倒，早就打着丁字沽主意的王家三兄弟立刻坐不住了，几番试探，确定郑山傲真的跟李家断了情分，他们再无顾忌，立刻纠结手下三百多小弟，浩浩荡荡直奔李家的脚行而来。
李玉坤虽然失势，但朋友还是有几个的。他在王家三兄弟出发前就得知这个消息，心急如焚，立刻去请上面的总把头来为他做主，却不想吃了个闭门羹。
然后他找了一圈人，结果有分量的一个不来，倒是有个“袍衣混混”自告奋勇。
眼看王家三兄弟就要打上门了，李玉坤病急乱投医，也只好带着这个人回来，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袍衣混混”是什么人？
也是脚行里的人，不过这类人既不是脚行头目，也不算扛包的力巴。他们不事生产，赚钱全凭一张嘴。
这些袍衣混混往往都是交游广阔、能说会道之辈。他们赚钱的方式，就是替人出头，调节纠纷。
通常情况，大家都给他们面子，因为这种人认识人太多，消息灵通，你即使不用他们，但最好也别得罪他们，这类人成事不足，败事绰绰有余。
有不给面子的事主，这些袍衣混混也有办法对付。他们要么跪地磕头央求，或者装疯卖傻，倒地口吐白沫，装死吓人。甚至玩横的，站在你家里往自己身上插刀子。
往往事主都害怕麻烦，害怕闹出人命，只好妥协。
人们对袍衣混混这类人，是既爱且恨，爱的是有时候他们真能帮忙，恨的是他们是真卑鄙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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