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面对日本海军极为不利。
以大连和威海连接成一线的渤海湾口，宽度最窄处不过57公里，就像大肚瓶子的颈。从两头用岸炮向海心齐射，只要有一艘移动炮台在中心，理论上就可以封锁整个渤海。
关东州作战不知状况如何，但是威海是在中国人手中的。两只舰队在此相遇，日本舰队还要防备侧边岸炮的攻击。
从营口人民军的大炮威力看，支那军已经拥有了一只令人生畏的炮兵部队。如果威海也装备有这样的炮兵，不能不算作一个重大威胁。当然，营口炮战自己一方是吃了措手不及的亏，但凭心而论，对方的火力是凶猛的。
若仅是如此也无妨，岸炮的活动毕竟不如军舰灵活。虽然岸炮作战半径比常规大炮远了些，但长距离的轰击，准度是差了许多，自然威胁也小很多的。
唯一令人担心的是，日本分舰队的四艘军艘都不同程度地受了伤，“浦风”号更是无法自由行动，在大海中就像一个活靶子，这才令人不安。
直上俊树决定由火力强大的“由良”号轻巡洋舰作为箭头，状况良好的“谷风”号作为殿后，让其它的三艘军舰夹在中间呈倒V形强行突围。
他还是不能放弃哪怕一艘重伤的军舰----不是别的，如果对新生的中国海军作战而受到重大损失（军舰沉没），他将受到同行的耻笑----这也是日本人对中国歧视太深导致。
如果直上俊树知道在他的舰队约六十公里处有一支庞大的中国轰炸机群正趋接近时，他死也不会下达这样的命令。
陈季良已经等待多时了。
作为民国第一个与日本人刀兵相向的海军军官，他对日本人有一种先天的仇恨。在“庙街事件“后少帅力保他不死后，他就把一腔热血投入到建设中国海军的工作中：培训教员、参赞方略、编写条令…
虽然让他感到很充实，但远离了心爱的军舰，仍然不能抹去他心底的倜伥。
当中国组建渤海舰队时，张汉卿即想调其担任司令员，但鉴于不激起日本人的反弹，只得仍把他雪藏，最后被宋长治这后起之秀“得逞”----虽然陈季良也认为宋长治名符其实。
可是当张汉卿决定对日作战后，有经验的陈季良立刻要求指挥军舰参战。他认为：一百次的演练，不如一次实战更能锻炼人，特别是新生的现代海军。
作为中国海军队伍里首屈一指的水面舰只人才，他被火线派到第一线，屈尊临时担任中国北方这支算得上有战斗力的10艘驱逐舰编成的指挥长，而宋长治，则负责协调防区内海、陆、空军的作战。
日本第17分驱逐舰队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舰队的彀中。为了准备未来的必然之战，海军参谋部与总参情报部可是对日本在东北的军力部署下了血本的，战前也详细准备了各种兵演。
张汉卿对海战不熟悉，因而也大方地决定，解决关东军的任务，由戢翼翘协调沈阳军区进行，而陈季良、宋长治的渤海舰队，则负责消灭第17分舰队或使之不能担负骚扰人民军陆军。
一个必须的结果是，日军舰队必须被驱逐出渤海湾、人民军以海空军牢牢控制住作为首都门户的渤海湾湾口，否则战争会倒向不利于中国的一方。
对陈季良而言，他的任务远不是此。
在他心中，少帅已经几乎把中国北方能拿得出手的所有大型水面战舰都交给了他。他也知道，布置在威海卫和营口的重炮团都已经摩拳擦掌；他还知道，在中国北方，近几年辛苦营建的数支空军部队、海军航空兵部队都已经秘密就位。
如果再消灭不了这支已算作瓮中捉鳖似的小小日本舰队，他会无颜再见少帅。还有一个后遗症：如果这样好的条件中国海军都赢不了，如何面对更庞大的日本联合舰队？要是中国军人因此而将少帅多年压制的“恐日症”激发出来，他陈季良就是民族千古罪人！
观察到日本舰队决战姿态，经验老到的陈季良果断命令己方5艘驱逐舰横向展开，用侧弦炮加上主、尾大炮迎击。
渤海海面上刹时间硝烟弥漫，炮声隆隆，新生的人民军海军与亚洲第一强的日本海军的第一战，就此拉开帷幕。
因为双方都是小吨位的驱逐舰，它的作用本来就不是为了争夺制海权，因此火力均不是很猛烈。一来一往之间，双方斗志高昂。一个是要继续以往的辉煌、杀出一条血路；一个是要打出新军的威风、对劣势之敌务要全歼。
但已经互相打出了上千发炮弹，却基本上只摧毁了视线内的甲板建筑，于各舰身均无重创。不过从交战双方的勇气和热情来看，大家都是本着一场大战的心态来打的，不能说不是海战的幽默。
但时间在中国一方，战场态势也对中国有利。这是因为，日本舰队已经先受过岸炮攻击，再经过这一轮海上对战的洗礼，本已受重伤的“浦风”号、“滨风”号已摇摇欲坠，数次发电表达玉碎的决心，要不是中国海军战场经验不足，只怕已沉在当场。
直上的“由良”号由于勉强算得上主力舰，其舰身皮实，倒还有一战的能力，但原本就中过弹的“矶风”号，在受过这轮战斗后，已由原先的护卫船只变成也需要“照顾”的对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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