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已到了民国10年，即公元1921年，距正史上直奉第一次摊牌的日子还有1年。张汉卿之所以要尽快从新疆脱身，也有时局变幻莫测的考量。
靖国军大将胡景翼自从被收编以后，张汉卿给予所部诸多照顾，不但衣食无忧，而且军备优先供给，渐渐收拢了靖国军之心。都说少帅无地域之见，一心为公。胡景翼更是心中佩服：少帅年龄虽小，对国家及世界大势却了如指掌，有些预见道出了常人所不想，但却又丝丝入理。少帅的“结束军阀混战、统一中华民国、建立集权之中|央政|府，然后逐步过渡到民选政|府”的志向，以及“结盟苏俄、通好英美、驱逐日本”的计划在他看来十分可行。
本来孙逸仙的“三皿煮义”就有理论上的先天缺陷：从五族共和开始即备受诟病，被视为大汉族主义。张汉卿则摒弃这个说法，改以中华民族的称号，以形成在中国境内的全部民族的统一战线。
人民党在皿煮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三皿煮义则没有这些部分。
人民党要求的皿煮集中制原则、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宇宙观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即有革命彻底性。三皿煮义者除了那些最忠实于革命和真理的人们之外，讲的和做的互相矛盾。种种思维，让胡景翼观念为之一新----废话么，人民党的这一套兼有后世共chan党理论的精华，经过长时间的洗礼和发展，又岂是当时任何一个政|党能够预见的？张汉卿差一点还想导出“三个代表”理论来引导人民党的奋斗方向呢。
所以，信仰孙逸仙“三皿煮义”思想的胡景翼对人民党派出的党政干部陆续在第6师就位，是极力赞同的。因为信任某个人而信仰其主义，那是盲从；因信仰某个主义而信任某人，那会化作无限忠诚，例如毛伟人和他的一众将帅。
靖国军彻底跟定了西北军，张汉卿将此部驻扎在潼关，并准备接收商洛，此一举动深深地刺激了冯玉祥。自从他被驱离西安之后，即退到安康，百无聊赖。
安康在陕西最南端，处在陕鄂夹缝中，地本贫瘪，发展无力：西、北有西北人民军虎视眈眈，西南即四川有蜀道多山之隅，东南有湖北王占元防范如蛇蝎。如果商洛被占，将形成关门打狗之势，一旦有变，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他认为混到此一境地，人民军步步紧逼是一方面，而吴佩孚的排挤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既然吴佩孚靠不住，自然要找下家，于是萌生了退出陕西、转投河南的念头。
现在的冯玉祥，自从收伏了阎相文陆军20师的部分兵力后，势力大为膨胀。他的混成旅水涨船高扩编成正式的第11师后，师属两旅都改编为混成旅并还新增了一个，成为与吴佩孚主力第三师一样的全混成旅架构，只是数字少了两个而已。
吴佩孚知道冯玉祥不是久居人下之人，要不然也不会一直着意排挤他，可不愿意他来河南成为自己的心腹大患。要知道河南河北山东，例来是兵员大省，如果被冯玉祥坐久了，难免影响他依托陇海、平汉铁路与奉系叫板的大计。
他知道冯玉祥与鄂督吴占元的矛盾，于是派他驻兵信阳，以等候机会取湖北的王占元而代之。有湖北这块肥肉在，相信冯玉祥只要不是傻子，都会舍弃河南这块硬骨头的。
都是直系一脉，为什么搞得势同水火？
因为原先的直系长江三督，以李纯和王占元资格最老。李纯暴死后，王占元就成为长江三督的传声筒，他对现任直系领袖曹锟，其实是不满意的。
北方直系一分为三，天津、洛阳和保定三系，就说明曹锟的能力有待提高。在此之前，曹锟并不是坚定的直系，而是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两栖督军”，尤为王占元鄙夷。他认为自己才是“纯正”的直系，也应该至少能与曹锟平起平坐，自然，后起之秀的吴佩孚更不放在他眼里。
这一点，吴佩孚深知。所以他也准备借冯玉祥这把刀，去做自己一直想而未能成行的事。
可冯玉祥入豫，使刚刚经历过“河南易督”风波的河南督军赵倜心中又起波澜。
赵倜原本是毅军出身，发迹于庚子年护送慈禧、光绪去西安避难。后来跟着袁世凯，出力颇多，又同是河南老乡，因此深得老袁欢心，得以成为河南督军。
然后他督豫8年，对地方却无所建树，其治军也始终停滞于毅军后期那一套，毫无改变，故未练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他的军队，尤其是其弟赵杰的宏威军纪律之坏，远较一般北洋军队为甚，河南人之恨赵倜，以受他的军队纪律影响最大。
历史书上说他：“其用人也，喜用行伍军官，幕僚则多系最老旧的北洋将弁学堂出身，保定军官学生在赵部则被斥为新进，混不出什么名堂来。其搞钱也，据说有三个经常来源：一是欠饷自肥，军队经常欠饷数月，年终则马虎了事；二是把持河南省铜元局，买铜自造，从中取利；三是不通过省长公署和财政机关，直接向豫西产鸦片县份摊派鸦片捐款，尽入私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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