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四面楚歌的国际环境，苏俄政|府迫切希望打开东方大国中国的大门，毕竟中苏边境漫长、受欺凌的身份感同身受，抱团取暖是身陷严寒之人的本能反应。但是由于北洋政|府中|央一直以先解决交还库（伦）、恰（克图）问题为基准、再行开议中俄关系之会议为原则，因此苏俄远东代表优林来北京协商无果，旋到沈阳和张作霖商量。
这件事在正史上由于优林提出的5个条件都为中|央及地方所不能接受而罢。作为有远见的政治家，张汉卿极力促成东三省和苏俄的和平。所以当优林来沈阳后，只比正史多会见了一个人，但却得到了多米诺骨效应。
这个人即是张汉卿。
优林仍然固执地提出5个看起来不能接受的条件：《中俄蒙条约》依然有效；俄国派兵500名长驻库伦（注：即今之乌兰巴托）；与独|立有关的蒙古人概不追究；中国赔偿俄国出兵库伦的兵费600万；中东铁路由两国派兵共同保护。
归纳起来这五条其实只有两个意思：俄国在蒙古的利益要维持、俄国在中东路的利益要满足。
看来苏俄的经济确实受到了影响，以至于其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仍然不忘可以带来丰厚利益的中东路，但是继续分裂蒙古的企图竟然仍不死心，浑不在乎其自己尚处在三面包围之中。有时张汉卿也想，这就是老|毛子野心不与别人相同的地方：一个字“狠！”
可是张汉卿是整个中国第一个也可能是唯一的“知苏”派。他的“知”不但了解其政权从诞生到灭亡整个的来龙去脉，还无比清楚地知道此时苏联面临着巨大的政治经济危机。
成立不久的苏维埃政权，其对手有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白匪军和不能容忍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由英法美日意比等国家联合组成的外国干涉军的威胁，在政治军事上内外交困。能否最后战而胜之，当时谁也没有充分把握；在经济上，苏联也到了几乎山穷水尽的地步，几乎人心尽丧。
在1918年至1921年的俄国内战时期，列宁为最大限度的保障苏俄政权得到充分的物资供应，同时也尝试直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向全国各地发出电报：“没有粮食。红色首都因饥荒而处于灭亡的边缘…我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义，要求你们毫不迟疑地支援彼得格勒。”
于是在1918年6月，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通过了实施“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该政策主要包括：强制征收农民除维持生存量之外的所有粮食（即余粮收集制），国有化所有大中企业，国家垄断所有外贸活动，禁止商品交易并实行计划配给制，对工人采用严格的管理制度，罢工者即行枪决等。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很快就导致了经济崩溃，到1921年，俄国的重工业产量只有一战前1913年的20%，1918年至1920年，彼得格勒失去了75%的人口，而莫斯科的人口也减少了50%。而余粮收集制也严重打击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成为日后饥荒的主要原因。
已经自身难保游离在崩溃边缘的苏俄以现在这样一种状态，还在色厉内荏地向中国索要最后的好处，可见当时的中国在列强心中的地位！但是张汉卿顾不上愤慨，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历史的事实。要摆脱这种困境，只有中国强大起来。而依目前中国现状，其主要任务，是如何尽快让奉系尽快强大起来才是真的。
对苏俄政|府的代表，张汉卿根本不用虚与委蛇，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苏俄既然表达了放弃所有侵略领土和不平等条约的愿望，则：
一、原先签定之不平等条约《中俄蒙条约》有必要予以废除，双方可以按平等互惠的原则重新订立新条约。但在库伦驻兵则侵害了中国的主权，不容讨论；
二、苏俄出兵库伦，也是整肃其国境安全的需要，而中国政|府为扫清中国境内的白俄军，也耗兵糜财，其谁将向‘买单’？
三、中东路已归中国管辖，奉军有能力保证该铁路的正常运营，不用操心。但又保证：‘对于该路股东，及持有该公司债券者，及对于该公司有债权的外国人，中东铁路督办署应负债务上的责任’。
四、一俟双方签署协议，则奉军将保证在东西方与苏俄之间的冲突中严守中立。”
对此，优林表示反对，他说：“贵政|府在苏俄国面临严重压力时先是强征中东路，接着又索取罕奇海岸，为了贵我双方的友谊，我们几乎无条件地答应了。但是蒙古是我们苏俄在远东地区的生命线，而且我们在蒙古有传统的利益，希望少帅先生理解。我们国内目前的不利局势只是暂时的，我们也不想为了欺骗贵政|府而搞一套权宜之计。为了贵我双方的长计久安，我们可以在中东路问题上退一步，但是少帅先生也要在蒙古问题上让我不至于空手而归。毕竟，蒙古不在贵政|府的掌控之下。我担心，如果因此而激怒我国政|府，我们先前努力得来的成果将付诸东流，我们一贯所抱持的对贵政|府的支持态度会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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