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土改对张汉卿最大的好处是为自己培养了一大批从开始就扎根基层的政治干部，这些人经过长期的磨练，后来基本上都成为了宣传张汉卿农村政策的种子，并逐渐传播到整个东北。
乘着这时机，张汉卿认为他思索已久的建党方案可以施行了：经过剿匪和土改，他已经在奉天军政领域有了比较好的基础和影响力，军事和政治上的动作也培养了一大批能干的人才，既忠且能，这些都是自己的底子，是在奉天能够异军突起的力量。只是现在这些人都是以自己为马首，一旦自己调开或另有事务，就得把宝押在接手人与自己一心或一个思路上了，但这样的人太少了。
只有一个有组织的群体，发挥的力量才会远超自己，而且这个健全的组织还会主动自动地自查自纠或做出合适的决定，只要自己的影响力在，而不用自己事事亲临。
这就是党。
名字早就想好了，叫党。是从人民中诞生的，也是为人民的利益着想的，简洁明了。未来世界的政治工作，都将会由党来领导，中外皆然。
党的组织原则早就有现成的经验可循：皿煮集中制，这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管理有效的制度。开玩笑，党玩了将近百年，而且越发成熟的东西，怎么会差？
这个时候建这个党，其目的，一是管理及改编国民党在东北活动的地下组织与党员，二是抢先提出收拢有共产主义倾向的进步知识分子----这些文化人的能量是无穷的，也是最有远见卓识和影响力的人才，历史上也快要建共*党了----虽然张汉卿在后世目睹的贪官污吏数不胜数，但在建党之初，共*党还是非常有吸引力、有纯洁理想的。将来万一人民党与共*党有了争执，他怎能像后来的国民党那样大开杀戒呢？唯有先扼杀在摇篮里了。此外党团政治是国际发展的潮流，让东北的势力堂而皇之地介入民国政|府，为将来入主关内打基础。
在《党建党章程》中，张汉卿提出建立一个改良的中国国民党----人民党，以孙逸仙先生的三皿煮义为旗帜，通过军政、训政、宪政的渐进式手段，以工人阶段为主体、工农联盟为基础，完成三皿煮义的伟大目标。各行政村设立党支部，各乡镇、县、道、省设立党的同级委员会，最高受党中|央委员会领导。
张汉卿亲自设计了党旗，为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至于为什么选择五颗星，张汉卿认为汉代织锦中就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寓言，似乎已经在昭示中国的强大，这是个好彩头。至于其含义，他解释说可以理解为士、农、工、商统一在人民党的带领下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家，或可解释为四方拱卫中|央；也有解释为满、蒙、回、藏各族与汉族的五族共和等。
镰刀锤头的设计虽然前卫，一来张汉卿不感冒，二来共产主义在中国目前尚处在萌芽状态，此一时空能否再有机会发达，尚在五五之数；最关键的是干涉军现在在苏俄各个战场上和红军剿杀，你再搞出个苏维埃第二，是怕日本人找不着理由干涉东北是不？
党的口号是“工农合作，强我中华。”
党的纲领是“建立一个统一、强大、自由、皿煮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驱逐一切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与特权。平均地权，关税自主，惩治腐败，司法公正。”
这是将国、共两党在当时历史阶段的口号整合的崭新的想法，历史上亦曾造就了其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蜜月和皿煮运动的高潮，在现实中吸引了无数爱国志士、对二月革命的向往者、对北洋与国民党派系势力不满者、忠贞的理想者纷纷赶到东北，亲身参与这历史性的创举。
俗话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张作霖虽然目不识丁，但却知道读书人的重要性。对主要以青年知识分子加入组成的人民党，主要多抱以默而视之，观而待之的态度。对少帅在政治上的“折腾”，他并没有任何不情愿的想法，毕竟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没有军队相助，任谁都不能在东北反天。对待自己最期待的长子，他比谁都乐于见到张汉卿在政治上崭露头角。
建党这么大的事情，没有人站台怎么行？连后世开业志喜都要放鞭炮宴宾客，何况人民党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要想占领思想阵地和扩大影响力，这宣传是少不了的。对于张作霖等在奉天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这种关系不用才不是张汉卿的作风呢。
人民党名誉主席张作霖，发起人之一孙烈臣、张作相等都是内定了的。不管他们对于党懂多少，现阶段扯他们的虎皮是充分的必要的。但是“重要奠基人”的桂冠，却戴在了蔡锷的头上，虽然他现在远在日本，也根本无暇关心这个事。
这是张汉卿提议且坚持的。和蔡锷谈及人民党之事，当时也许他认为是一种执念，但是他认可并关心张汉卿的这种想法是真诚的，他也亲口说过要成为人民党的一员。以他的名望和在中国的影响，他的认可基本上就给人民党的合法性披上了一层金光闪亮的神圣外衣，这个虎皮当然更得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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