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常理而言，处于上升期的大唐王朝，从皇帝到大臣，都不应该有太多“变革”的心思，尤其是国之根本——军制。
“府兵制”，利弊皆有，很难说是好是坏。
在没有找到更加合适的“军制”前，不擅动，才是紧要。
可是，冯宝提出的“扩编水师”策略，以及奏请设立“羽林右卫”，都超出了“府兵制”范围。
一般而言，大唐朝廷上下，要么是反对，要么是赞同，又或者模棱两可。
只是这一次，朝廷上下的反应，非常出乎谢岩与冯宝二人预料。
“府兵制”弊端，有识之士早已心知肚明，唯牵扯太大，无人言说矣；“火药”横空出世，在“百济”、“新罗”大放异彩，更令诸多朝臣意识到，朝廷再养那么多军队，好像完全没有必要了。
此外，军队的作用除了保家卫国外，通过征伐异己，获得土地与利益，才是更加重要的事情，此等想法，是大唐君臣们的共识。
“高句丽”，在大唐军队南北夹击之下，估计很难持久，待此战结束，大唐万里疆域周边，除了一个“吐蕃”，再无敌人，依靠战争，已不可能获得巨大利益，相反，那些穷乡僻壤，大唐王朝还需要投入钱财维护统治，根本就是一件划不来的事。
但是，“水师”出远海一趟，获巨利，人所皆知。
在没有特别的情况下，资源向能够获得利益的方向倾斜，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是一样。
因此，无论“扩编水师”，还是“羽林右卫”一事，反对者并不多，真正交锋激烈的地方，却是对于“码头”、“基地”和“水运司”等所有权归属的争夺。
军方认为，此为军队附属，收益当归军队，以之相对应，官员亦当由军官改文职出任；文官集团却以为，既然军队不可言商，理应全权交由地方官府，况军官不识政事，操办不当，有“误国”之嫌。
然以李绩为首的军方官员却非如此看待，他们以“军械”、“军需”不可由地方掌控为名，据理力争，丝毫不让。
当然，军方的理由那是非常充分，毕竟箭矢、甲胄、猛火油及火药等物，完全由地方官府来管理，完全没可能。
但是文官集团则认为，“军械”之外的物资，理应地方黜置，尤其是出海获益，不可军方独享。
文武双方，各自纷纷上表，弄得皇帝李治，一时间难以抉择。
不得已，皇帝李治强打精神宣召众臣“御前商议”。
当着皇帝面儿，文武大臣们依旧寸步不让，你方言罢他方道来，各抒己见……
李治觉得如此争执，非朝廷之福，便直接下旨：“‘司空’李绩领三省同吏、兵、户、工四部，拟定方略，限期一月。”
这下好了，纷争从朝堂移到了“政事堂”。
谢岩在乡里听闻此事后，笑而不语，避而不谈，每日按部就班处理政务，时不时跑去学堂讲一些课程，那日子过的叫一个平静。
冯宝倒是又清闲起来。
“水师衙门”诸事，在朝廷没有决议前，只能和过去一样混日子，冯宝授权“郎中”处置日常，自己则征调娄师德跟随，取代过往房元昭的事务。
娄师德才学、经验、人品，那都是上佳，“宝庄乡”建设那点事，他没几天便上了手，而且干起来井井有条，根本就不需要冯宝操心。
“娄兄，汝升任‘员外郎’，吾却征调入乡里劳累，实因身边无人可用，今以茶代酒，谨表歉意。”
“大宝茶楼”，一楼包间内，冯宝邀娄师德闲谈，期间正式道明自己意思。
“都督提携，某感激尚且不及。况‘宝庄乡’诸事，令某大开眼界。”
“一乡之地，不足挂齿。”冯宝举杯茗一口茶，再道：“旬日后，朝议‘水师’、‘羽林右卫’两事，料有定论，汝以为，会当如何？”
冯宝此问，本有考究之意，哪知道娄师德想也不想地道：“如都督愿尔。”
“何故？”冯宝很有些吃惊地问。
娄师德也不隐瞒，道：“下官有一同乡，今在‘学堂军事院’进学，据其所言……”
对于娄师德所说，冯宝听得很仔细，盖因其所言，他也只是听闻，并不知详情。
自皇帝下旨“议定”，消息很快传进“皇家学堂军事院”，主事许恢自不会错过良机，将此事引入，带领学子们研商热议。
“兵部”日常与“军事院”颇有来往，闻听之余，亦差官员旁听，以整理成文书上报。
学子们天马行空式的想象，给了李绩、高远等军方高官很多启示，只不过有些地方他们也不甚明了，故高远日前领数位下属进“学堂军事院”，以当面问询，期间，谢岩陪同。
问询过程中，谢岩免不了说上几句，再结合“兵部”所问之事，“军事院”内部大体得出一个定论，即“授命水师扩编”、“设羽林右卫”两事，朝廷已无太多异议，至于纷争重心之“水运司”等，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纯粹军用的，归军方；军、民皆可的那一部分，地方官府主理，军方协理。
也就是说，冯宝上书所奏及其面禀武皇后所言，朝廷是基本同意了。
严格来说，大唐朝廷是否会同意自己意见，冯宝并不是太在意。
“扩编水师”，不外是秉承最初打造一支强大海军的思想；至于“羽林右卫”，也只是军队精锐化过程中的一步，现在不做，以后终究免不了，毕竟“火药”问世，意味着热武器时代来临，军队注定要采用与之相对应的编列方式，这根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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