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元年，曹操采纳枣祇等人的建议，利用攻破黄巾所缴获的物资，在许下募民屯田，当年即大见成效，得谷百万斛。于是曹操命令在各州郡设置田官，兴办屯田。屯田以国家投资的方式保证再生产，工作效率高于普通的自耕农。因此短时间内就使地方“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屯田有效地解决了曹操集团的粮食问题，所以曹操说：“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国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
在兴置屯田的同时，曹操采取各种措施，扶植自耕农经济。针对当时人口流失，田地荒芜的情况，曹操先后采取招怀流民、迁徙人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检括户籍等办法，充实编户，恢复农业生产。此外，曹操还陆续颁布法令，恢复正常租调制度，防止豪强兼并小农。建安五年，曹操颁布新的征收制度，到建安九年，又明确：“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曹操前后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使濒于崩溃的自耕农经济不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成为曹操集团的雄厚经济基础。
曹操在攻破邺城后，鉴于东汉后期沉重的人头税，改为户调制，对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收田租每亩为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他不得擅兴发”。这一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得到了一致的拥护。
曹操在世时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并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家乡舒城建立的七门三堰一直到北宋仁宗时还能每天浇灌两万顷良田。
开源同时，曹操也非常注意节流，并以身作则，提倡廉洁。史书中称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简单地说，衣服没有花里胡哨，鞋子不曾雕花绣彩，帷帐屏风落满补丁，床榻被褥“败絮其中”。在曹操的大力纠正下，东汉以来的奢华之风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洁勤俭自律。即使是高官显贵也不敢过度铺张，甚至出现了有人故意穿破旧衣服取悦曹操的咄咄怪事。建安十四年，曹操反过来不得不下令来纠正这一奇怪的不正之风。
曹操的遗嘱，也体现了自己的一贯俭朴的风格：“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曹操喜爱坟典和六艺之学。在统一北方的混战中，就注意对图书的保护和收求。建安五年（200年）他击败袁绍后，下令“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任魏公后，设置了掌管典籍的官吏，广收在战乱中散佚的东汉官府和民间藏书，“采辍遗亡”，藏在中外三阁和秘书省。还请蔡邕之女蔡文姬讲其藏书之事，蔡文姬“缮书送之，文无遗误”。由于他重视国家的文化建设，逐步建立了魏国的国家藏书。
曹操收编太平道、抚接五斗米道势力，集中控制方士，乃至“挟天子“，目的皆在暗争“天命“。曹操一生所经营之“天命在吾“的魏氏圣化大业，随曹丕黄初元年受禅而得实现。从曹操势力兴起以至汉魏禅代，其间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原始道教牵涉至深。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四月，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王。七月，南匈奴单于呼厨泉来朝贺，被扣留在邺城，曹操借机将南匈奴分为五部，选汉人为司马加以监督。
西汉末年，乌桓占据辽西、上谷、右北平三郡，各自称王，常侵扰北方四州、“杀略吏民”。乌桓蹋顿总摄三王部，跟袁绍要好，曾帮袁攻灭了公孙瓒。官渡之战后，袁绍退回冀州不久就病死，而他的儿子袁尚、袁熙又投奔了乌桓。曹操北征乌桓蹋顿，出自战略的需要，即要彻底消灭袁氏势力并统一三郡。
白狼山之战，曹军大胜，并把乌桓俘虏去10余万户的汉人和幽、并二州的乌桓万余“落”迁入内地。促进乌桓人同汉族逐渐融合，这对巩固北方社会秩序、使人民生产与生活安定有着积极的作用。（本章完，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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