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刘洵流落民间的关系，知道百姓对官员贪腐切齿痛恨，所以他一当政，就主张要严明执法，惩治不法官吏和豪强。一些地位很高的、腐朽贪污的官员都相继被诛杀。
大司农田延年在尊立宣帝时，作用非凡，“以决疑定策”被刘询封为阳城侯，但因修建昭帝平陵，趁雇佣牛车运沙之机，贪污账款3000万而被丞相议奏为“不道”罪。
刘洵此时要求用自己的私钱——水衡钱来为昭帝修建平陵。几天后，使者来召田延年到廷尉处听罪。田延年自杀，而此时的刘洵看到了汇通银行的好处，因为如果账目全部通过银行那查起贪污来往来账目可以说无所遁形。
可是放在汇通银行可以说大汉的所有财政情况都被越国所了解，而这是所有的汉朝统治者都不希望看到的，所以汇通银行因为它的性质可以说是从根源上堵住了从未汉朝官方银行的可能，而由于小农经济和不熟悉银行业务可以说大汉王朝是无法自己建立所谓的大汉中央银行的。
而刘洵不仅以执法严明著称，还以为政宽简闻名。他在任用地方官时，除启用了一些精明能干的能吏去严厉镇压不法豪强外，还同时任用了一批循吏去治理地方，从而改变了吏治苛严和破坏的现象，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政治局面。
由于他有过牢狱之灾的经历，所以，对冤狱他深恶而痛绝之，提出要坚决废除苛法，平理冤狱。
他亲政后不久，就亲自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审理。为从制度上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地公元前67年，还在朝廷增加了四名廷尉平一官，专掌刑狱的评审和复核，并设置了治御史以审核廷尉量刑轻重。
公元前66年，又下诏废除了首匿连坐法，并下令赦免因上书触犯他名讳的人。
公元前54年，他派24人到全国各地巡查，平理冤狱，检举滥用刑罚的官员。他还先后多次下令，大赦天下。
刘奭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刘洵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这段记载，为了解汉代后期治国方针的演变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从汉武帝刘彻时开始确立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可以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国方式，宣帝一语道出了其中要诀。这一制度从宣帝以后，始终为后世所称颂和遵循。而且中国古代各皇朝的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借鉴“汉家制度”的经验教训，以强化其统治。
公元前133年反击匈奴开始，汉朝历经袭破龙城、河南、高阙、定襄、河西等系列会战，终至漠北之战（公元前119年）击败匈奴，从此奠定汉强匈弱的格局。
但匈奴并未臣服，相反经过十几年的恢复后，声势复振，与汉争斗竟败少胜多，汉武后期有赵破奴2万骑受降城之没、李广利3万骑天山被围牺牲六七、李陵5千步兵浚稽山败没，甚至最后李广利7万铁骑燕然山全军覆没，不过匈奴惨胜犹败，内部又有不和，双方实力对比也未转换。
公元前72年，汉朝发铁骑16万余兵马，分五路攻打匈奴，这是两汉400年最大规模的一次对外骑兵出征。同时，派遣校尉常惠前往乌孙，节制乌孙骑兵5万余，与汉军东西并进，形成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夹击匈奴。匈奴畏惧汉军，惊惶西逃恰遇乌孙兵，一场激战大败而归，常惠因此封为长罗侯。
公元前71年冬，匈奴再袭乌孙，遇大雪，生还者不及十分之一，再加乌孙、乌桓与丁令的乘势攻击，国人亡十分之三，畜亡十分之五，国力大为削弱。不久，汉军3千骑击匈，捕得几千匈人而还，匈奴亦不敢报复，而且更向往与汉和不是战了。
公元前60年，统治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与新任单于握衍朐鞮素有矛盾，关系不睦，带着数万人投降汉朝[182]。日逐王被封为归德侯。
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亲往帝都长安，赞谒称臣做北藩，“匈奴款塞、单于来朝”成为刘洵在位的一大盛事。
单于朝礼完毕之后，汉朝派使者引导单于先行，住在长平。刘洵从甘泉宫到了池阳宫，登上长平山坡，诏令单于不要来拜谒，而左、右当户那些大臣都被允许列队参见，还有各蛮夷部落的首领王侯有几万人，都在渭桥下夹道排列，迎接刘洵。刘洵登上渭桥，人们都山呼万岁。
自张骞之后，七十余载汉匈相争，直至匈奴日逐王归降之际，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设立，西域广袤地域正式归汉朝管辖。本始二年大捷后常惠被派再返乌孙，赏赐其有功人员。因龟兹（西域一大国）曾杀汉屯田校尉赖丹，回国途中，常惠征调西域诸国5万人马，往攻龟兹，迫其国王谢罪并交出凶手姑翼，即斩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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