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瑛要和柴永岱他们讲的沟通小技巧刚开了一个头, 便被正好当值的陈彭年严厉地制止了, 用他的话说, 这些都是苏秦张仪的舌辩之道, 君子不取。
崔瑛愣了好一阵子才明白陈彭年的意思, 在现代滥大街的话术技巧, 在古代是纵横家的秘籍, 是被正统儒士所排斥的。随后，陈彭年私下里又告诫他，他们这一科的神童试应试者不论是在世宦世禄的大家族, 还是在朝中清流眼中，都还是一群幸进的娃娃，如果年纪稍长, 少不得还得被冠以“佞幸”之名。
就是前面两次调查, 虽然政事堂确实照此颁布了政令，但并不是没有御史弹劾的, 只不过皇帝陛下留中不发了而已。但说皇孙殿下关心带下之事、心系妇人之类的乱七八糟的传闻也没少在朝堂大臣的嘴里翻滚。
崔瑛沉默了, 这是他第一次感觉到, 他与这个世界其实还隔了一层, 他教人识字, 他想让这个时代的人过的更好, 但他确实是将自己摆在了领航者的位置上了，他内心里的优越感是非常强的。
但陈彭年将他与世界摩擦时弄皱的轻纱团到了他的面前，让他感受到他的莽撞与不成熟, 他自认为自己已经谨言慎行了, 但他其实只要抓住机会就像愣头青一样东扯西撞。
看清了这一点，崔瑛足足沉默了三天，他只安静地听、安静地看，不再参言，也不去利用超越这个时代的东西去解决问题。他不确定，自己带给这个世界的，究竟是福泽还是噩梦。
大周朝不像北宋那样丢了幽州，没有长城的庇护，生成一副柔弱才子的样子。它的疆域虽然不如汉唐时广阔，但比之后的明朝也不差什么。如今的君主柴荣，年轻时贩过茶，中年之后勤奋好学、知人善任，虽然也有重文轻武的迹象，但不像宋代那么过分，同时也重视工商。而且大周至少两代帝王至少是相对英明的，看起来就知道这个大周朝会发展成比历史上的宋朝更富庶、更强大的样子。
华夏文明直到明代中期都可以说是领先世界的，存在即合理，古人的思维方式一定有什么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保证着这个文明的延续。在没弄清楚之前，贸贸然将在西方希腊罗马文明引导下发育出的现代性传播到东方的世界里，会发生什么，崔瑛觉得他拿捏不住。
“世叔，如果不想被上佞幸之名，应当如何行事呢？”崔瑛沉默了几天后，认真地请教陈彭年。
“以清流晋身，或以循吏扬名。”陈彭年给出了答案。清流主要是以御史、不慕功名的名士们组成，只有不在意那些阿堵物又学问精深、品行高洁的人才可以被称一句清流。而循吏则是那些治理地方卓有成效的官员才能得到的名声。
对崔瑛来说，做一个风流才子实在有点困难，毕竟让一个现代人写诗作词是有点难为人了，但做一名循吏，他还是挺有把握的。
做一名循吏，以进士科入仕，造福一方百姓，在施政过程中实践自己的所学，然后培养学生，形成学派甚至党派，最终产生能左右朝政的力量。这才是一名传统文人心中的正途。
崔瑛打定主意要重新考科举，这在大周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儿，也没什么特别。官员可以和普通考生同场考会试，然后分别录取，共同参与殿试，殿试上除了官员科考不许得甲等的潜在要求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当崔瑛打定主义开始准备科举的时候，他发现科举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难，也并不是原来历史课本里说的那么僵硬。大周朝从显德九年往后，每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录取的人数都在逐渐增加，进士科从唐代的十几人逐渐增加至四五十人，据柴永岱说，柴荣和柴宗训有计划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将录取人数稳定在进士科百人，明经、明法、明算诸科每科百五十人的规模。
而崔瑛打算考的进士科，现在按重要顺序是五篇策、一篇论、十条墨义和一首诗、一篇赋。诗赋的重要性是最低的，策论的重要性不相上下。
策有些像现代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考官提出一个历史上或现实中关于国家治理的问题，考生提出应对方法；论则是议论文，考官给一段文字材料，考生给出观点就行，这两个占了考试的大头，这与原先唐宋时的进士科考试首重诗赋不太一样。
崔瑛平时用一些与众不同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会被读书人斥为歪门斜道，但在策论里，什么奇怪的观点和方法都会出现，只要能自圆其说，就有可能被选中。
倒是墨义对崔瑛来说有一点点困难，大周朝的墨义是在基础注疏之上，允许自己发挥的，大约就是陆九渊“六经注我”的意思了，特别像以一句话为题写一篇读后感什么的。他又不敢引朱熹的理学，要花脑筋去思考一些《关雎》扬后妃之德的联想，真是苦不堪言。
“为什么五音会和五行有关？为什么五行还和五脏有关？为什么五脏还和五色有关？他们除了都有‘五’之外，还有什么共同点吗？”崔瑛快要疯了，他这小半年总算将经义吃透下来，策论也写得有点模样了，最近开始专攻诗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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