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目前的财政状况，虽然说还没有得到根本的缓解，但是也逐渐在走上正轨。与苏联和美国的贸易，也正在展开。怎么样尽可能的利用现有的资源，培养出我们自己的精通各种业务的人才，我们也该提上日程了。”
“这一点总指挥和李主任考虑的要比我们深远。随着根据地的面积日益扩大，以及军区强制性义务教育制的推广，需要升学的学生数量也越来越多。单靠军区理工大学、医学院，以及选拔留苏学生，根本就无法全部安置。”
“而且我们一方面各种合格的人才奇缺，一方面仅有的两所大学无法容纳更多的学生就读，而且因为他们的特殊性质，也无法容纳更多的学生。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大的矛盾，这种情况也很不正常。成立一所综合性的大学，或是多所专科学校，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益处的。”
“不过在教师的结构上，不能都指望这批一样刚走出校门的学生。要在根据地内部，还是要多挖掘一些潜力的。比如外语、财会，甚至基础化学和物理，还有数学和哲学等一些保密性不太强的专业，完全可以从根据地内的白俄和犹太人中间寻找一批人吗。”
“至于来根据地的这批人员的安排，就按照你说的办。所有来根据地的只要与理工类无关的教授和应往届毕业生，都交给东北局安置。另外从工科和理科的人员中挑选一部分留下之外，其余的也全部转交给东北局。至于怎么安置，我们可提供一些意见，但是主要还是看东北局那边。”
“但是在安置的时候，对于那些背景复杂的学生和讲师，不要进行任何的歧视。人家能放着富裕的生活，来我们这个苦寒之地吃苦，就说明他们对自己的家庭还是不满的，还是敢于反抗的，内心还是想着救国。大后方来的那些有国民政府背景的学生也是一样的，我们要相信他们的爱国心。”
“我说的谨慎一些，是要防止日伪方面利用这个机会向我们内部渗透。还有重庆方面形形色色的特务组织。什么中统、军统，什么宪兵司令部，还有其他的什么各个战区的情报机关，我们都更要防备。”
“尤其是主要针对教育界的中统局，渗透能力还是很强的。家中有什么重庆方面的高官不怕，有当汉奸的父亲也不怕，只要不是特务我们就欢迎。即便是一经查实了，也不要等同论处。”
“考虑到目前国内政治环境和情况，我建议还是区别对待为好。对于日伪特务严惩，这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对于重庆方面派来的，我建议还是押解出境。如果有身份特殊的人，我看完全可以交给中央，换回一些我们被捕的人员。”
“老李，我说这些不是因为其他的什么原因。我是想不要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对某些类似出身的人有歧视。中国的现状决定了，占国民百分之九十的连肚子都吃不饱的群众，是没有办法供养一个大学生的。
“不说别的，在七七事变之前，除了师范类是免费的之外，各种大学的教育都不是一个普通人家能够负担的起的。不说别的，国立大学中学费最低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一年是二十块银元的学费，就不是大部分的家庭能够承受得起的。”
“而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每年上百元的学费，更加不是一般人能够负担的。最贵的上海同济大学，甚至达到每年二百一十元。别说普通的老百姓，就是一般的中产阶级都负担不起。北平三十年代的一个普通警察，月薪是大洋六元，如果不贪不占的话，根本就无力负担一个大学生。”
“再加上报名费、书费、住宿费和伙食费等其他费用，一个普通农户就算不吃不喝，一年也只能勉强的维持一个学生，这还是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之下。如果遇到什么天灾人祸，或是赶上什么经济危机，或是粮食丰产粮价下跌，想要供养一个大学生，更加是一个吃力的事情。”
“眼下国内能念的起大学的人，至少也要是一个中产家庭。所以学生们的背景复杂，也就不难想象了。尤其是我们重点招揽的理工科的毕业生，不能说没有，但是家里有点底子的还是占了大多数。”
“除了像免收一切费用的师范学校之外，大学生的背景复杂一些，就不难理解了。我们不能一概以血统论，不能搞老子混蛋儿混蛋的那一套。还是一句话，人心一旦伤了，再想弥补就难了。国民政府还知道有教无类，我们总不能还不如他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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