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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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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工作的开源翻译社在一个商住楼的第二层。一共有十个正式员工，其余全是临时合同制。我的工资只有在北京时的一半，据说，在昆明还算是高的。我在单位附近的一个小区租了一套公寓。一室一厅，挺大，房租不算太便宜，也不算太贵。
沥川回瑞士后，我决定把对他的爱心转移到支持祖国的残疾人和癌症病人的事业上。每月一发工资，我捐五百块给残疾人基金会，五百块给癌症基金会，完全匿名。所以虽然我算是高收入，我的生活远离奢侈，过得马马虎虎。翻译社的福利远远不能与九通或者CGP相比，工作的强度却不相上下。中午没有免费的午餐。我有时吃盒饭，有时吃方便面，很少去餐馆，尽量节省。
大约是方便面吃太多了，加上工作忙碌、生活无规律，我的胃大出血过一次，住了十二天的医院。小冬在医学院读博士，闻讯回来看我，照顾了我五天，被我赶回了广东。
我信守诺言，从没主动给沥川打过电话。沥川倒是偶尔会打电话给我，有时候是email，基本上两三个月一次吧。过生日，他会寄巧克力饼干。逢年过节也会专程来电问候。总之，大家还是朋友。
他不大谈自己的情况，大约时好时坏。
去瑞士后的第二年，沥川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配型，便立即去美国做了骨髓移植。结果弄出了一大堆并发症，有整整七个月没来电话。后来我问他情况如何，他说好些了，但不是很稳定。病了那么久，他已变得不怎么相信自己的身体。再好的时候都会突然坏下来。除了配合治疗，也不能指望太多。
沥川就像我手中的一个汽球，哪怕已飞到云端，哪怕已远得看不清颜色，轻轻一拽，还在那里。我和他之间，可以变得很冷，也可以变得很热，也可以变得不冷不热，但那一根线，永远也扯不断。
偶尔他也会老调重弹：“你呢？moveon了没有？有没有新的男朋友？”
我轻描淡写地把问题挡回去：“既然答应了你moveon，自然会信守诺言啦。你问那么多干什么？我才不会告诉你，给你快感呢。”
爱这样一个人，爱了十年。自己的心，被推下悬崖两次。只想后半生平平静静，“爱”这个字，再也不要提了。
单身挺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这一年的生日我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小冬给我买了一个大蛋糕，我们吃了一小半，剩下的与病友们一起分了。
说来好笑，小冬来医院看我时，对我的现状挺不满意。第二天就出门买了几件时尚的衣服送给我：“姐，你二十七岁就穿二十七岁的衣服，好不好？不要看上去好象三十七岁的样子。还有，头发也弄一下啦。不要是鸡窝短发了，半男不女的。那个，烟也抽得太凶了，下个决心戒了吧。”
这就是亲人。亲人很可爱，也很唠叨。小冬还加上一条，霸道。自己穷得要命，还非要塞给我两千块钱。做的粥巨难吃，我还得强笑着吃了。住了五天，我只想他快点走。
出了院回家，收到沥川的一大堆留言。
有一条说：“小秋，生日快乐！给你寄了礼物，收到了吗？希望你喜欢。”
又有一条说：“小秋，你出差了？为什么一连七天没人接电话？连email也不回？”
我的留言机只能录二十条留言，一下子全占满了。
毕竟是病人，还是沉不住气啊。我苦笑着把留言全删掉了。
出院之后的第一天我就去上了班。我在英文部，工作非常积极。翻译社的很多工作都是计件的，译得越多，年终奖也越多，所以我努力挣钱。
忙了一整天，我骑自行车回家。外面下着雨，楼道里很黑，我看见里面有个人，静静地站在那里，身影十分熟悉。
“Hi，小秋。”
我吓了一跳，拍了拍手，声控灯亮了，打量他。
沥川还是那么迷人。下巴刮得光光的，有点瘦，不过比离开昆明时要结实得多，气色也好得多。他拄着双拐，身边放着一个中号的行李箱。
我呆呆地看着他，似真似幻，觉得大脑有点木。他向我笑了笑，我又有点迷失。
沥川离开我后，我的生活过得很乱，而且，似乎退回到了原始状态。
见我一直愣着不说话，沥川说：“对不起，事先没通知你。我找不到你，以为你出了事，打电话到翻译社，他们说你胃出血住院了。”
“哦。已经好了。”我说。
“什么时候出的院？”
“昨天。”
“出了院你就上班？上一整天？”
“嗯。”
雨衣还在滴滴哒哒地往下落水。
“把雨衣脱了吧。”他轻声地说，接着便帮我把雨衣从头顶揭了下来。
声控的灯又黑了，我不得不跺跺脚。
我的样子有些狼狈，头发剪得很短，乱蓬蓬的。沥川凝视着我，说：“怎么，不打算请我进去吗？”
“当然，”我说，“等等，我得先找钥匙。”
钥匙放在挎包里，怎么摸也摸不着。心一烦，我蹲在地上，将小包一倒，倒出一大堆零碎：钱包、硬币、口红、润唇膏、餐巾纸、小纸条、卫生巾、半包话梅、口香糖、半包烟、打火机、小镜子、一瓶矿泉水、两只圆珠笔、一只铅笔、手机……刚要找，灯又黑了。这回是沥川拍手，把灯弄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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