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沥川的身边，一直坐到天亮。其实，我没什么可担心的。护士每隔十分钟过来看他一次，检查输液和排尿的情况。每隔三个小时，灌一次鼻饲。每隔两个小时，还会替他翻一次身。沥川的嘴半闭着，一根四十厘米长的软管从口腔一直插到气管的底端，胸膛在呼吸机的支持下，缓缓起伏。我看见一个医生走进来，检查了他的情况，又将另一根几乎同样长短的软管插进去，定期吸痰。这么痛苦的程序，床上的沥川看似毫无知觉。他只是静静地躺着，肌肤苍白得近乎透明，甚至发出幽幽的蓝光。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蓝光其实来自于呼吸机上的显示器，上面的字数不断地跳动着，很生动、很欢快，好像某个动画片。这一夜，我的眼睛几乎是一眨不眨地看着沥川。看着他蜡像般地躺着、生命的迹象仿佛消失了一样。我忍不住每隔一个小时，用戴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摸摸他的头发，又摸摸他的脸，以确信他还好好地活着。
早上五点，那个龚医生进来了，对我说：“你还是回去休息一下吧，或者至少吃点东西。二楼有餐厅。”
我对他笑了笑：“不了，我不饿。”
从小到大，我都不怎么相信机器。我仔细聆听呼吸机的声音，怀疑它会出故障，不再供给沥川氧气。又怀疑那个四十厘米的软管会不会被堵住，让沥川窒息。我观察点滴的数量，怕它太快，又怕它太慢。每次蜂鸣器一响，我都以第一速度冲向护士，弄得她们有点烦我……
沥川在ICU里一共躺了七天。第三天血压才开始稳定，医生撤掉了升压药。第七天呼吸功能才有好转，撤掉了呼吸机，镇静剂一停，沥川很快就苏醒了。可是他一时还不怎么能说话。看见了我，指尖微动，我紧紧地握住他。
陪了沥川七天七夜，除了吃饭、上厕所，我没离开过ICU，每天睡不到三个小时，都是在沙发上打盹。René白天过来看我，觉得我不可理喻。他说沥川在瑞士一切都有护士，家里人和亲戚不过是轮流地去看他，陪他说说话什么的。大家都很忙，沥川住院又是家常便饭，看完病人大家就各忙各的去了。没有谁像我这样，不分昼夜、寸步不离地守在床前。他说我纯粹是瞎操心、浪费时间。
“咱这叫‘中国式关心’，你懂吗？”我抢白了一句。
“所以我每天都来看你。我觉得Alex不需要我看，你需要。”René调侃。
我问René，霁川知不知道沥川又病了？René摇头：“我可不敢告诉霁川，那个暴君。如果他知道Alex又躺进了ICU，肯定在第一时间把他弄回苏黎士软禁起来。他们哥俩又要大吵大闹。以前大家都还向着沥川，这一回肯定不会了，全家都要对Alex宣战。”
我迷惑了：“为什么呀？”
“你们这对傻鸳鸯，Alex为了你，向全家人宣布他决定不再回瑞士了。他说他自己时日不多，愿意死在中国，葬在北京。他已选好了墓址，连墓碑上的话都想好了。”René闭上眼，好像面前有一具棺材，然后用牧师的声音说，“这里睡着王沥川。生在瑞士、学在美国，爱上了一位中国姑娘，所以，死在中国。阿门。”
仿佛为了配合René的剧情，床上的沥川一动不动，双眸紧闭，平静安详。
我无限心酸。
苏醒的时候，沥川很虚弱，还不怎么能说话。虽不需要呼吸机，仍需要吸氧。护士在他身边忙来忙去。我双腿盘着，坐在一旁的沙发上，继续打盹。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ICU里送进来一个病人，大声地呻吟，把我吵醒了。
睁开眼，看见护士正在帮沥川翻身。他的皮肤苍白得没有半分生气，身上缠绕着各种管子，他好像被卷在一团乱麻之中。翻好身后，护士用凡士林拭擦他身体受压的部分。我过去将床铺弄平整，协助护士将几个枕头塞在沥川的背后。
正在此时，沥川忽然张口对着护士耳语了几句，护士没听清，他又说了一次，护士就离开了。我们相互对视着，一时间都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So,你是，我的家属，”话音很轻，声音嘶哑，几乎每个字都有重音，“Sincewhen？(译：从何时开始的？)”
没想到一睁开眼的沥川就那么咄咄逼人，我蓦然失语了。
“不是说，你，要离开北京吗？”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为什么，还没走？”
“你能少说几句不？”我没心情也没胆子和刚刚抢救过来的病人斗嘴。
护士长来了，尴尬地对我说：“对不起，谢小姐。这位病人说你不是他的家属，要求你立即离开ICU。”
我站起来，怒极攻心，几乎想掐他。只觉眼前一阵发黑，身子不由得晃了晃。
护士长及时地扶住了我，将一旁的拐杖递过来。我气得手直哆嗦，拾起沙发上的手袋，将床边小柜上我的手表、手机、钥匙、口杯一股脑的收进袋中。
护士长忍不住替我解释：“王先生，您可能不大了解情况。您是这位女士送来急诊的。她在这里守了你七天七夜，几乎没合眼。您说，她不是家属。”她指着对面房间里躺着的一位老人，嗓音有点激动，“看见那位老爷子了吗？他的三个儿子都来了，在病床前面，为医药费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跺跺脚，一刻钟功夫，全走光了。他们倒真是亲人，您说是家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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