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就是双方军力上的差距也没有历史上那样悬殊,历史上国民政府打到现在基本上已经是油尽灯枯了,但是现在呢,国民政府不但从苏联得到了大批的援助,同时还从陈锋那里购买了不下于15个步兵师的武器装备。这些可都是不错的日械、德械装备,因此中央军此时的武器装备并不比日本人差多少,最多也就是在火炮和空军方面差一些,但是这种差距完全可以用人数上的优势弥补上,因此老蒋表现的很“淡定”。
对以上质疑,日本方面的代表当然毫无回答的准备,毕竟他只是一个小小的陆军中佐,他只负责在中国派遣军或地下秘密工作范围内保持联络。于是宋子良又转述了重庆方面意见:“在中日两国正式会谈前,各以三名代表2月底在香港举行圆桌会议,讨论和平条件。”
2月7日,中日两国代表在香港由日本方面准备的东肥洋行二楼,举行日中预备会谈。参加会谈的日方代表,除铃木中佐、今并大佐外,尚有新参加的参谋本部第八课长臼井茂树大佐。中方代表,除宋子良与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原驻德参赞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外,尚有候补代表侍从室副主任陆军少将张汉年、联络员张治平。
会谈开始之前双方分别出示证明文件,日本方面是由陆相签发的证明书,中国方面仅陈、章两人持有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明书。确认身分后进入讨论。
经过几轮交谈,双方会谈争论的中心就出来了:首先就是承认满洲国问题;其次是华北驻兵问题;最后是对汪政府的处理问题。
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中方最初主张由日中两国保护,但日方反对。经向重庆请示的结果,建议改为对此问题暂不接触,保持缄默态度。原因嘛很简单,即使不顾收复失地口号在国内的政治影响以及延安方面的反对,也会由于国民党内部东北系、西北系的坚决反对,将引起国民党的分裂,很可能造成国内大乱。
关于华北驻兵问题,重庆方面虽承认将内蒙作为特殊化地区,但反对日本在华北驻兵,并称此问题可改在恢复和平后再行协商,要求日军提出撤兵计划。但又提出,万一中日两国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部分撤兵,待恢复和平后再作协商。关于汪兆铭问题,由于中国国内反汪气氛极为强烈,现在不能考虑与其合流,但由于日本政府也有自己的立场,无论如何将作为国内问题研究予以妥善处理。
由于双方存在的分歧实在太多,所以这一次会谈双方未能就任何一个条件达成共识,于是,日本方面提出双方暂时先将这次会谈的结果上报并且保持联系,待上面商议之后再做决定。
对于这轮和谈的结果陈锋早在预料之中,双方已经撕破脸了,甚至于还宣战了,那容易一下子就能和谈成功,不过双方竟然没有谈崩,这让陈锋感觉到了异样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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