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兵第一次进攻汴梁城，张叔夜三万青州军在胙城一触即溃。他给自己寻找的失败原因，是因为被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
金兵第二次围攻汴梁城，张叔夜的十万大军一夜崩溃。他给自己寻找的原因，是因为新兵训练的时间太短。
其实真正的原因，就在于大宋君臣压根儿就不关心百姓死活，导致民心尽失，兵无斗志。
毫不夸张地说，整个大宋年间，是老百姓灾难最深重的时期，所以也是大起义最多的朝代。
宋太．祖乾德三年（９６５）三月，大宋立国仅仅两年时间，就爆发了绵州士兵起义。
从那时起，到北宋灭亡之前的一百多年时间，先后爆发数十次大起义。
尤其是方腊起义、杨江起义、张迪起义、高托天起义，不仅规模最大，而且直接敲响了北宋的丧钟。
宁宗嘉定十二年（１２１９）闰三月，张福、莫简领导红巾队起义。嘉定十六年（１２２３），蒋宗、杨德起义。理宗绍定元年（１２２８），陈三枪和张魔王起义，敲响了南宋灭亡的丧钟。
两宋年间，平均三到五年爆发一次大起义，把“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民为重，君为轻”的真理，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历朝历代最好的注脚，大宋朝也成为华夏历史最好的反面教材。
兵法云：上下同欲者胜。可惜大宋君臣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条兵法原则，都认为百姓是可以随意捕杀的对象。
即便百姓迫于压力暂时忍怒不言，并不代表老百姓心甘情愿受奴役，不过是在心中酝酿更大的怒火，然后变成一座可以毁灭一切的火山。
“民可使道之，不可使智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是孔老二的名言，也是大宋君臣每天之乎者也的理论基础。
大宋君臣从来是把老百姓当作予取予求的对象，朝廷更不会主动和老百姓说清楚自己的意图。
加上朝中君臣绝大部分都想投降，担心老百姓把他们撕成碎片，所以就更加不会说出心里话。
城外剧战正酣，城中的投降行动却没有一刻稍停，金人使者往来期间，让城中百姓怀疑城外奸细混入，自然是群情激愤，把他们抓起来斩首示众的例子，不可胜数。
枢密承旨王健，奉命带领十多人给金营押送牛羊，在返回城的时候，因为里面有几个金使，京畿弓手（警察）尹奇怀疑他们是敌人奸细，于是下达了全歼的命令。
殿帅王宗濋亲自带兵全城收捕尹奇等数十人，顿时造成京城第三次暴动。王宗濋一口气杀了近百领头者，才算暂时平息此事。
尹奇杀害王健等人当然错了，但是王宗濋杀尹奇难道就对了？
大宋君臣其实都心里有数：饥寒交迫之下，京城里面的数十万百姓实际上已经崩溃了，最后的疯狂就要来临。
一旦数十万百姓疯狂起来，必定是见人就杀，甚至当街啃噬活人。万一到了那个程度，那才是真正的灾难。
如何才能避免发生此类事件？成为大宋君臣更加伤脑筋的严重问题。
经过三天的扯皮，朝堂上终于想到了一个“绝妙高招”：不再恪守春节放关扑三日的规定，允许民间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开设赌场，让数十万百姓有更多娱乐消遣的地方，尽可能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三朝会盟》）
殊不知，数十万百姓饿得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他们唯一的想法，就是抓一个可以啃噬的对象，哪里还会有心情去赌博？
大宋君臣不是想如何解决吃饭的问题，而是想出设赌场这种异想天开的奇葩招数。如果不是昏庸无能的大宋君臣，其他人还真想不出来！
毫无意外，朝廷圣旨一下，整个京城终于进入最后疯狂，于是就有很多人惊诧了。
大名府进士司文政，是极力鼓吹伏地投降的代表之一。
他看见城中百姓民心涣散，以为找到了大肆鼓吹投降的由头，不顾一切站出来伏阙上书：“金人来势凶猛，绝不可与之战。否则一旦城破，再想俯首称臣，亦不可得。”
女真鞑子一再要求皇帝出城会盟，分明是想把皇帝扣起来，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小皇帝赵桓虽然非常想投降，但却不想出城被扣起来。
在这种危急关头，司文正居然大放厥词鼓吹投降，顿时惹怒了小皇帝赵桓和所有主战大臣，被当廷斩首示众。
以进士费文端为首的一班无耻文人，居然四处宣嚎，为司文正鸣冤叫屈：“文政所言，虽无理，不应弃市。”
大宋君臣的指导思想，是“以打促和”，并不是要和女真鞑子殊死对抗，所以在抵抗、求和方面摇摆不定，从而导致悲剧发生。
完颜宗望、完颜宗翰的“议和使”就在城内，自然把这一切都看在眼中，同时也知道了最后的结局。
无论是哪朝哪代，敌我双方的城池攻防战，除非守城的一方已经决意投降，绝对没有把敌人放进城内和谈的先例。
即便要谈判，也是在城外某一个地方进行，就是为了让攻城的一方摸不清虚实。
完颜宗望、完颜宗翰几乎每天派遣“议和使”进城，分明就是公开的奸细，可是大宋君臣居然安之若素。
大宋君臣自己做死，谁也救不了他们。
既然已经彻底摸清大宋京城的底细，完颜宗望和完颜宗翰终于决定毕其功于一役，发动了最后的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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