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要听板垣大佐的！
这是日本人对溥仪的唯一一个回答！
溥仪不耐烦了：“熙洽他们呢？不是罗振玉说熙洽要接我的吗？”
“这，也要听板垣大佐的。”
“罗振玉呢？”郑垂问。
“到沈阳找板垣大佐去了。现在还在讨论着新国家的问题，讨论出一致的意见，就来请宣统帝去的。”
“糟！”郑垂一甩手，愤愤地走到一边去了。
这个“君前失礼”的举动很使溥仪看不惯。不过，这时更引起溥仪注意的，是上角说的“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这可太奇怪了，不是土肥原贤二和熙洽都说一切都没问题，就等自己来主持大计了吗？
上角现在说“还在讨论”，这是什么意思呢？溥仪提出这个问题，上角利一含糊其辞地回答道：
“这样的大事，哪能说办就办的。宣统帝不必急，到时候自然要请宣统帝去的。”
“到哪里去呢？”郑垂匆匆地走过插嘴，“到奉天吗？”
“这要听板垣大佐的。”
溥仪很生气地躲开了他们，到另一间屋子找佟济煦，问他拍来电报说“万事俱妥”是什么的意思。佟济煦说这是袁金铠说的，不知这是怎么闹的。
溥仪又问商衍瀛对这件事怎么看，他也说不出个什么道理来，只会叹息这地方没有“乩坛”，否则，他一定可以得到神仙的解答的。
这时溥仪不知道，日本人现在正忙着。
在庙街问题上，国际形势日本处势孤立，内部对于采取什么形式解决这一问题，意见也不统一。不过溥仪已经感觉日本人对自己，已经不像在天津那么尊敬了，这个上角也不是在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看到的那个上角了。
这样，在一种不安的预感中溥仪等待了一个星期，上角才接到了板垣的电话说请溥仪搬到旅顺去。
为什么不去东北呢？上角利一笑眯眯地解释说，这还要等和板垣大佐谈过才能定。为什么要到旅顺等呢？因为汤岗子这地方附近有“匪”，很不安全，不如住旅顺好，旅顺是个大地方，一切也都很方便。溥仪听着也有理。这样当天晚上又搭上火车，第二天一早到了旅顺。
在旅顺住的是大和旅馆。又是在对翠阁的一套做法，楼上全部归溥仪们这几个人占用，告诉溥仪不要下楼，自然楼下的人也上不来。
上角和甘粕对溥仪说的还是那几句：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不要着急，到时候就有人请溥仪到东北去的。
不过，在这里也有了一个变化，就是住了不多天，郑孝胥父子也获得了罗振玉一样的待遇，上上下下不受阻拦，而且还可以到大连去。郑孝胥脸上的郁郁不乐的样子没有了，说话的调子也和罗振玉一样了，什么“皇上天威，不宜出头露面，一切宜由臣子们去办，待为臣子的办好，到时候皇上自然就会顺理成章地面南受贺”。
又说在事成之前，不宜宣扬，因此也不要接见一切人员。日本人目前是这里的主人，皇上在登极之前，在这里暂时还算是客人，客随主便，也是理所当然。听了他们的话，溥仪虽然心里着急，也觉得有道理，就只好耐下心等着。
事实上，这些口口声声叫溥仪皇上和宣统帝的，这些绞尽脑汁不辞劳苦为溥仪奔波着的，他们心里的溥仪，不过是纸牌上的皇帝。这种皇帝的作用不过是可以吃掉别人的牌，以赢得一笔赌注而已。
日本人为了应付西方的摩擦和国内外的舆论压力，所以才准备下溥仪这张牌，他们在需要打出这张牌之前，自然要严密保藏起来。郑、罗之流为了应付别的竞争者，都想独自用溥仪这张牌，去赢得日本人犒赏，因此也要用心把持着溥仪！
这样就形成了对溥仪的封锁，使溥仪处于被隔离的状态中。
在汤岗子，罗振玉想利用日本人规定的限制来断绝溥仪和别人的来往，曾阻止了溥仪和郑孝胥与日本日本人的接触，以保障他的独家包办。
到了旅顺，他没有准备好，郑孝胥也和日本人方面发生了关系，和他唱上了对台戏，于是他只好亡羊补牢，设法再不要有第三个人插进来。同时，在防范溥仪这方面，他和郑孝胥联合起来，这又出现了郑、罗二人一方面联合垄断溥仪，一方面又钩心斗角地在日本人方面争宠的形势。
这些事实内幕，溥仪当时自然是不明白。溥仪只觉出了罗振玉和郑孝胥父子和日本人沆瀣一气，要把自己和别人隔开，对佟济煦和只知道算卦求神的商衍瀛，他们倒不怎么注意，对从天津来的要见溥仪的人，则防范得很厉害。
溥仪在离开静园以前，留下了一道“手谕”，叫一名随侍交给胡嗣瑗，命他随后来找溥仪，命陈曾寿送自己的两位太后来来。这三个人听说溥仪在旅顺，就来到了大连。罗振玉派人去给他们找了地方住下，说日本人有命令，不许他们到旅顺去。
两位“太后”对这个命令起了疑心，以为溥仪出了什么问题，她们拿出了那时某种女性的本事，大哭大闹，非要去不可，这样才得到允许来旅顺看溥仪一次，不过说好要第二天就回大连。
过了大概一个月，日本人把溥仪迁到善耆的儿子宪东的地方去住，这才让两位“太后”和后来赶到的溥仪的二妹和三妹搬到溥仪住的地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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