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宁三年，从雒阳开始向外流传的一些耕作法和农业器具在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后，已经开始在中原五州之地推广开来，虽然一些精耕细作的方法只限于一些中小地主阶级和豪强大族的庄园使用，但是如曲辕耧犁这种结合了曲辕犁和三耧犁的优点，可以一次完成开沟、下种、覆盖、压实的新式农具则得到了最大范围的传播，不少还拥有土地，家里有畜力的自耕农都是纷纷找铁匠作坊打造这种曲辕耧犁。除此以外，各种水车也在各郡县的重要农业区大量修建，提高了灌溉率。
随着众多新奇的农具和粮食的持续丰收，民间开始兴起了一些传言，虽然说法各不相同，但是内容却是一样，那就是当今天子乃授命于天，是神人转世。而这些传言正是贾诩派密谍司的探子根据各地不同的风俗和所信神祗编造，利用当时百姓迷信谶纬学的氛围为天子造势。
春耕过后，天子亲自注释的经学书籍，同时在中原各州郡开卖，一时间这种由前所未见的洁白纸张装帧的书籍成了各地士族眼中的瑰宝，纷纷是解囊购买，根本不管售价。此时士族的形成已经在帝国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文化的家族化，一是家族的文化化。
前者通过家族成员通经人仕，再以为官带来的政治、经济优势营建并扩张家族势力，或累世经学而累世为官成为士族。而后者是素封豪族、外戚豪族与皇门豪族在家族内部培养文化修养而转变为士族。
士族的崛起使得帝国原本的豪族社会正在发展成为一个士族社会，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正是光武皇帝中兴以后历代天子推行儒术的结果。经学成为统治思想和官方学术，成为选拔、任用各级官吏的理论依据，政治利益的诱惑，使传授、研习儒家经典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
光武皇帝中兴以后皇权对包括皇族、外戚等在内的豪族势力的压制和防范，也迫使豪族在家族内部培养经学，希望以文化的传承力量来保持家族更长久的发展。而中兴之初在社会上提倡的淳朴风气也影响到豪族家风的改变。因此中兴早期的外戚家族更容易向文化士族转变，如阴氏、马氏，只是后来随着皇权的衰落，外戚势力的强大，这种转变才滞顿下来。
如今帝国士族中，最负盛名的便是光武皇帝时代的樊，郭，阴，马四家，被称为四姓小侯，虽然从孝和皇帝以后他们逐渐失势，但是家族却因此存续了下来，底蕴深厚。而‘西京七族’和‘东京六姓’之中的许多大族，尤其是东京六姓中的窦、邓、阎、梁、何氏虽然盛极一时，但家族却转眼走向没落甚至覆灭。
在刘宏眼中，豪族的士族化实际是迫于生存压力而向皇权妥协，光武皇帝中兴以后建立的制度无疑建立了有效的独裁制度，即使外戚豪强再强，到最后还是难免败亡，而孝桓皇帝时代的宦官集团更是将豪族势力打压到了最低谷，所以他才可以借势独揽大权，使皇权再次强硬，来引导目前士族的转变方向。他对学术的倾向性将影响到士族的修学取向，此时的士族只是将儒学视为仕途的一部分，读书人研读儒家典籍，也更多是为功名利禄。
对于目前帝国的情势，刘宏看得很透，民风是一个社会盛衰的晴雨表，所以古代先贤或王者都特别注重‘移风易俗’光武皇帝中兴后以名教治天下，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激励士民砒砺操行，讲究名节，从而鼓动风气。但是孝和皇帝以后，社会中洋溢着一片‘浮华’之风，经济生活中人们普遍舍本逐末、竞相牟利。
对此，几位著名的学者在他们的著作里多有揭露。王符《潜夫论·浮侈》中说:“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治本者少，浮食者众。…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总之，当时社会中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在为钱而奔忙，只要能弄到钱，不管是经商、演戏、求神、弄鬼、欺诈、赌博，什么都干。
这种贵末贱本、竞相逐利的结果就是舆服、丧葬制度形同虚设，奢侈之风盛行。而孝和皇帝之后作为天下臣民之首的历代天子都是安于逸乐，使得这种风气越长，社会就此颓废。最后被时人称为三患：一曰奢僭，皇权衰弱，二曰弃农经商，弄得仓凛空虚，三曰厚葬，人人仿效，不惜倾家荡产，结果是穷厄既迫，起为盗贼。
光武皇帝中兴以后，之所在在民间倚重儒生，主要是因为儒生‘务忠良，以节优’对于‘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有利。倡导名教治天下，除了希望做到人尽其才、官称其职外，就是‘尊崇节义，敦励名实’来达成政教双赢的目的。
士人有‘仰禄之士’和‘正身之士’两类，二者中能够真正引领一个社会之正气的只有‘正身之士’，而‘正身之士’毕竟是不多的。即使是孝桓皇帝年间的党锢之祸，涉及‘诸生三万余人’，然真正称得上‘正身之士’者，也不过是李膺、陈蕃、王畅、范傍等几位党魁和当时被称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的少数骨干，绝大多数参与者大多都是属于从风随响，或者倾慕上述诸人之风采，甚至还有的是为了求其拔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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