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小时后，一身军装的刘正源搬着台收音机进了总督大堂，就放在了正中的条案上，看着旁边依然保持着端坐姿势双眼紧闭的刘坤一，脸上露出了嗤笑：“刘大人来听听，咱们的广播电台正在开讲这三千年之未有大变局时，你们这个所谓的煌煌大清，到个底是都干了些玩意！！！”
说罢，按下收音机的开关，就听到里面传来了个响亮的声音：“……年，满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会见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李鸿章问：“阁下对贵国舍旧服而仿欧俗，抛弃本国独立精神而甘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都不感到羞耻?”森有礼回答：“相反，我们对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对不是受外力强迫，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敝国只要发现他国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1871年，明治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大型使节团出访欧美，考察欧美各国制度。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下，政府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高征地税等手段进行大规模原始积累，建立了一批以军工、矿山、铁路、航运为重点的国营企业。与此同时，引进缫丝、纺织等近代设备，建立示范工厂，推广先进技术；招聘外国专家，派留学生出国，培养高级科技人才。”
“1876年，满清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出使英国，将看到的西洋文明记录下来，写成《使西纪程》，经总理衙门批准出版后刊行天下，随即引发轩然大波，满朝士大夫人人唾骂，闹到慈禧太后震怒，给了严惩，奉旨毁版才算完事！”
“1884年，中法马尾海战，福建船政舰队覆灭，抽醒了一部分人的脸。第二年1885年，满清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光绪皇帝的父亲出任总理，作为光绪帝的父亲，这位满清贵族出任总理海军衙门后，他最大的要务并不是整个满清海军，而是想办法让他的皇帝儿子早点亲政，给慈禧退休后找个游乐的场所——营建颐和园。
同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天津见面，处理甲申政变清日两国交涉，李鸿章说：“朝鲜事，我并未办错，若因此决裂，我唯预备打仗耳！伊藤博文以退为进，哄骗这位所谓的“东方卑斯麦”签下天津条约，约定：将来朝鲜但凡有重大事变，清日两国若有一国出兵，需向另一方行文告知，使得日本获得和满清同等的出兵权利，并为后来的甲午之变埋下隐患。”
“1885年，天津条约签署后，李鸿章提醒总理衙门：“大约十年之内，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并非目及之近忧。”而伊藤博文对随员的告诫是：“有人担心三年后满清必强，此事直可不虑，满清还在用科举考试选拔文官，靠比试传统兵器选拔武将，所取非所用，稍微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传言他们的陆军海军整治有序，以我看来，皆是空言。”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满清和日本两国的股肱重臣，洞察了两国未来的命运，只是伊藤博文的见地，逐渐了成为日本朝野上下的共识，而李鸿章的箴言，却在满清朝廷上下成了危言耸听之语！这一次的会面，李鸿章会见伊藤博文时，尚能以打仗来震慑对方，却不想在十年后的1895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再次会面之时，却已是在日本马关谈判桌上，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1886年，在天津水师学堂任教的马吉芬到日本旅游，目睹了这个国家在明治维新十八年后的变化，给他家乡的报纸撰文写道：“这是一个聪明的民族，他们引进了我们的电报，海关，银行系统，铸造了精美的银币。东京大学实验设施完备，翻译使用世界上最优秀的教科书，想象二十年前它还一无所有，这么短时间内，成为世界上最具进取精神的国家，变化之大匪夷所思。”
“日本帝国明治时期的精英用了20年再造了日本这个国家，1884年，当朝鲜甲申政变时，日本强硬派准备参加战争，伊藤博文却一针见血的指出：“现在清法战争底定，似乎发奋有为，却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所说之满清国，又睡觉矣，倘若此时，日本与满清作战，是催其速强也，此时只宜与之和好，我国速节杂费，建造铁路，赶添海军，发行纸币，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再看清朝，唯现实则不可妄动！”
“1888年，当清朝海军成立之时，其规模和实力都远超日本，朝廷上下都认为大清海防高枕无忧，醉生梦死的开始内斗之际。而在一海之隔的日本海军，则正是此时发力，1893年2月10日，明治天皇下旨：在未来六年中，每年从内库中拨出30W日元，文武官员每月从薪俸之中拨出十分之一，用作给海军添设大舰之用，日本朝野闻之无不为之感动，议员主动捐献四分之一薪资！而日本皇室一年的内库收入，也不过才150W日元！”
“1879年，南洋大臣沈葆桢病逝，在其最后一份交予朝廷的奏折中写道：“臣每饭不忘者，在购办铁甲船一事，总以为铁甲船不可不办，倭人万不可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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