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庆决意要力保黄文炳，除了想再下一下宋江的威望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惜才。
北宋的官吏，在西门庆看来，基本上可以分为五种——
第一种的官吏，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浑浑噩噩，在位子上混吃等死。朝廷颁布善政，他们为老百姓谋福，挣些不被人戳脊梁骨的俸禄；贪官发布恶政，他们也随波逐流，捞些糊口的残羹剩饭。总之，他们永远隐藏着自己的喜好善恶观点，只是顺势而为，不为人先，也不落人后——天朝官吏中，这样的人是最多的。
第二种的官吏，是象梁山的老兄弟林冲那样，“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能力超群，处世正直，尽忠于国家，尽职于王事，纵然受了一时的挫折，“身世悲浮梗，功名类转蓬”，但想的也只是“他年若得志，威镇泰山东”，而不是“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象这一类心地光明的官吏，永远不容于黑暗的官场，如果不同流合污的话，最后不是被排挤，就是被逆淘汰，甚至逼上梁山。
第三种的官吏，就是如宋江、吴用这样的奸官猾吏。他们“自幼曾攻经史”，偏偏却是时运不济，只能屈处下僚，“长成亦有权谋”的他们，岂肯如此埋没一生？因此他们玩弄着手中有限的权利，不择手段为自己寻找机会、创造机会，期望着有一天能青云直上，也混个青史留名，甚至不能流芳千古，索性便遗臭万年。
第四种官吏，就是象蔡九知府这样的正宗贪官。他们大多不学无术，寡廉鲜耻，只会浪荡于官场之中，向上奉承巴结上司，向下剥削欺压百姓与下属。他们彼此勾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趋利若鹜，激起了滔天的民怨，他们为天朝制造种种仇恨，他们使各群体间矛盾日益尖锐。但由于他们的亲爹或干爹有权势，亲妈或干妈有姿色，因此被格式化得根正苗红，众多的保护伞使他们的倒行逆施不但不会触犯天条，反而会青云直上。这类贪员和林冲那类好官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他们必须将林冲这样的清官清理殆尽，才能在官场上一手遮天，为所欲为。他们和宋江这类猾吏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因利益分配不均而产生的种种矛盾，互相利用的他们就是自私自利的沙，虽然可以乌合，但轻轻一碰，便足以崩溃解体。
第五种官吏，就是象黄文炳这样，走科举之路出身的正统官员。他们不但有宋江这类猾吏的能力，更有宋江、蔡九他们都不具备的学识修养。但他们没有蔡太师、高太尉那样的干爹，在风雨飘摇的官场上，他们就象没有根基的树，树越大，倒起来越快。为了一展抱负，他们不得不自污，同蔡九这干人中的畜类裹在一起，借此求得发展的根基。他们是好事做尽，骂名背尽，宦海飘零，孤心无主，一有甚么风吹草动，他们往往就是最先被抛出来的一批牺牲品。
黄文炳就是第五种官吏中的典型。宋江、吴用想考科举考不上，他考上了，当了朝廷的通判，后来因故革职。为了谋求起复，他又不得不来浸润无德无能的蔡九知府。他的学识修养是高超的，在浔阳楼上看观看壁上题咏时，不管是做得好的，还是歪谈乱道的，黄文炳看了只是冷笑——只在这冷笑之间，便足见黄文炳胸中的才华与不屈的傲骨。
当他看到宋江题写的反诗后，一边向酒保借笔墨纸张抄写，一边又问清楚题诗之人的模样，再吩咐酒保不要将墙壁上的诗词刮掉，以免证据湮灭——如此有条不紊，足以令他稳坐江州第一能员的宝座。后来进了府衙，听蔡九知府说起东京城流传的童谣，他立即破解出“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祸乱梁山泊，扰攘在山东”的隐义，并断定其人就是题写反诗的“郓城宋江”！
这样聪察的人才，不要说是江州第一，就是放眼大宋，又能有几人？只可惜，这样秦镜高悬一般明察秋毫的人才，却被革职，赋闲在家，像蔡九知府那样的纨绔膏梁，却起居八座，开府建衙，岂不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后来宋江滚屎滚尿，装疯卖傻，被黄文炳识破；智多星吴用伪造蔡京书信，亦被他识破。他又建议蔡九知府乱事用重典，将上应谶语，下勾梁山的宋江、戴宗斩首于市，以绝后患。这种见事的敏锐性，这种细致清醒而又当机立断的办事风格，每每令西门庆击节赞叹。有时候想想，如果江州知府不是蔡九而是黄文炳，梁山好汉想在江州城里纵横捭阖，只怕还没那么容易！
自古楚材晋用者甚多，黄文炳这个人，大宋朝廷不要，我要！因此西门庆早拿定了主意，非力保黄文炳不可！
于是西门庆在江州四路劫法场时，便派出黄信花荣张横侯健，先把黄文炳的家眷掌握在手中。又在众好汉面前，大数黄文炳的五条“罪过”，一时间果然是语惊四座。
晁盖并非穷凶极恶之辈，听到宋江要灭黄文炳的满门，罪及妇孺，他心下便有些踌躇，接着听到西门庆五罪之言，再联想起方才西门庆递给自己的眼色，晁盖心头雪亮，便大笑道：“四泉兄弟，你这是怎的说？难道这黄文炳，竟是杀不得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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